中国向来就是一个传统的内陆国家，文明的发源被认为来自西北的黄土高原，最终在中原孕育成熟形成黄河文明，然后有兼并融合了南方的长江文明，形成了如今的中国。
这个根植在深厚泥土中的文明，接触海洋的时间很早，至少在文明成熟期的周朝，已经确信无疑的触摸到了大海，周武王分封的齐国，率先大胆的向海洋要财富，管仲以官山海的政策，让齐国成就了春秋五霸第一霸的地位。
但此时也只能是说接触，对待海洋的方式跟对待泥土的方式一样，是从海洋中直接获取财富，而不是利用海洋来扩大活动范围。
真正大规模利用海洋，已经到了唐宋时期。郑和七下西洋，被认为是中国人首次大规模的探索海洋。可是在陕西发现的一块神道碑，改写了这段历史，有一个叫杨良瑶的唐朝外交官，曾经以国使的身份出使印度洋沿岸南亚、中东国家，抵达黑衣大食（伊拉克），比郑和下西洋整整早了620年。
可这只是中国人自己的错误理解，事实上，利用海洋的时间要比这早的多。只是中国是一个历来重官方的国家，似乎只有官府行为，才能算是真正的探索，而民间的探索，往往无法在史书上留下只言片语。事实上，不管是杨良瑶还是郑和，他们下南洋都是根据民间探索出来的海图和经验来进行的，没有民间的探索，他们寸步难行。
中国真正在拓展海洋事业上达到顶峰是在宋代，宋朝对商业较为开明，尤其是南宋，赵构被誉为昏君，可人是复杂的，在政治斗争上他是一个腹黑的人，但在执政上，他却是一个颇有建树的人。他对海贸的评价就比历代皇帝更宽容，“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联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耳。”一个人试图从对外贸易中获取更多财富，然后减轻向老百姓搜刮的皇帝，至少在这一点上，不是昏君。
可惜到了明代，情况急转直下，老朱家执政的保守，让他们担心海外的危险胜过对利益的追求，郑和下西洋后迅速开始实行海禁，让唐宋以来积累下来的世界领先的造船技术和航海知识，迅速变得陈旧和落后。
到了清代，乾隆一口通商，总算是保住了一个呼吸孔。
而周琅把这个呼吸孔逐步扩大，随着势力的扩张，很快就推及到了每一个海港。这一切在求取财富保障财政的大局势下，以及王朝鼎革的大背景下，自然而然的就发生了。
悄然之间，中国人再一次面向了大海。
但是宋朝也曾如此，可宋朝没有把农耕文明跟海洋文明融合到一起，而是以农耕文明的意识来结构海洋，就好像宋朝的商业极为发达却没有诞生出对等的商业文化一样，宋朝的还望扩张行为也没有带来相应的海洋文明。
周琅现在也没有做到这一点，但他引入了相对规范的西方对海洋的管理办法，打开了港口，鼓励通商做贸易。
如果中国文明中，一直无法孕育出自己的海洋文明来，周琅也不介意。因为那只能说明中国传统文明在没有剧烈的外部冲击的情况下，在对等竞争的情况下，他不会输给海洋文明，说明这两种文明是一种对等的文明。那么中国的农耕文明，是否存在一种可能，以海洋作为渠道，向外输出呢。
对外殖民的意义就在于此。
去年朱濆的第三次大帆船贸易，终于搭载上了一千陈周全的兄弟，跨过万里波涛，来到了遥远的彼岸。他们在哥伦比亚河逆流而上，寻找合适的扎营点。哥伦比亚河以1792年来此探险的波士顿商人罗伯特·格雷所乘的船名命名，谢清高后来得知，尊重了这一传统，在他的海图上沿用了这一名字。
朱濆亲自参与了这一次探险，尽可能的深入腹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