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公司已经对我不错了，还给我留了薪水，演一些不是很重要的角色。我没有怪公司，只是在想要怎么爬起来。当时把赌博喝酒统统戒掉了，薪水里有一半都要偿还给债权人，所以生活过得仍然不好，但你必须咬牙。
曾经我为了吃个猪脚就开车从台北到台南过去，年少轻狂自视无敌，觉得自己的表演是最棒的，其实都是狗屁。跌到谷底最拮据的时候兜里只有买一包烟的钱，那时候说想买一包烟，呵，没钱，我要先保证基本的温饱。当时我的月薪是3800块，一半作为生活费，其他的拿来还债。
香港有规定破产的人不能乘坐计程车，除非朋友给钱。车子等东西也不配拥有，需要先把债券还清才行。那两年里给家里添了很多麻烦，自己却跑去喝酒买醉，高利贷上门要账，我们不懂报警，更不愿意外扬，毕竟不是什么好事，他们就抓住你这个弱点，故意在门口大吵，幸亏那时候还不流行在门口泼油漆写字。我当年也想过要自杀一了百了，最后还是怕死吧……
在这四年里我就默默看一些表演的书，看老前辈怎么样去演戏，之前的老喜剧片你依然觉得它好笑，就去找原因，反过来你看到的喜剧很没意思，那以后就不要往这个方向去演，这是最简单的道理。在1984 年底到1985年初，公司又给了我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新扎师兄》，我在里面演一个教官，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对表演的方法有新的概念了，也是那时候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表演。
我有一个理论是“演反派要演到人家同情你和爱你”才行，以前不是这样的嘛，演反派就要人家骂你，丢你垃圾，我的理论不是。没有人会觉得自己在做坏事的，如果知道自己在做坏事，很多事情他就会不敢做，只有社会把他逼到墙角，比如没办法赚钱，为了家人他就会给自己找理由——我家也要吃饭，我再不拿东西回去他们就饿死了，那怎么办呢？老婆孩子不能做事那我就去抢，是社会逼我的，可我在老婆孩子面前还是一个好人——很多坏人是这样想的。“你们抓我吧，只要我家人能过”，这是人性。
你用这个角度演出来观众会爱上你也会同情你，你不是为了反派去演坏人。我在戏里面哪一个不是反派？三叔贪钱、好色、利用周星驰；太保也是一个反派。海公公也是一个反派，你就是要把这个反派颠覆，做到可爱又合情合理。也看你有没有找对方法，不能硬把反派掰过来。
工作太容易应付了，但这样你自己会觉得不开心。我为什么要当演员，就为了几个钱吗？那就太没意义了。四十几年，直到现在我还是这样想：最好每部戏都能从零开始，虽然很难。我以前演的《苏乞儿》《大话西游》很成功，但那是过去的成就现在的成见，都是自己最大的敌人。你可以当一辈子演员，一辈子配角，问题是你愿不愿意去尝试和踏出新的一步，比如去做导演或者编剧。
我觉得我在表演领域里还有很大的空间，我还有潜力和发挥的余地。我已经做到极致了？经典了？最标准了？并没有，没有真正的所谓标准。现在周星驰当导演当然有他的满足感，因为导演是司令官，谁都会为你服务，司令官打胜仗那种满足感可不得了。
有人讲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但是没有士兵怎么会有将军呢？从没有到有，才是演员最宝贵的创造。我自己最喜欢的角色是《天若有情》里的太保，是跟杜琪峰合作的，他指定我来演，我表演的弧度可以很大很广。太保的形象是什么？杜琪峰给我的提示就是狗。
以前我和周星驰住得很近，他开车载我的时候，我们都会聊起之前堕落的那两年，他知道报纸有刊登，但从来没有主动问我。星仔问我的问题都是——对白都没有两句，你为什么还要看剧本？
我们那时在同家电视台工作，他当时主持儿童节目，我在综艺系和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