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光良不慌不忙地喝了一口茶，说：“在拥有完善人口信息的情况下，我们要界定这个真实的生育计划也并不复杂。
而且，我们还可以动用行政的手段，来干预所有人的生育计划。
我们可以进一步把一年的计划出生人口分摊到每一个月，当医疗系统所登记的怀孕妇女人数，已经连续几个月超过当月标准值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临时启动生育计划申报登记。
如果申报登记的数量在年度计划之内，就可以不予启动政策引导。
当申报登记有生育计划夫妻的数量超过年度计划的时候，就按照一定的规则，直接取消一部分人的生育计划。
说，我们先前探讨过的世代更替生育率，在一个稳定的社会里，一对夫妻的平均生育数量应该就是在2.1左右。
如果一对夫妻已经生育了两个子女以上，那么他们的生育计划就属于首先要取消的。
如果取消了这些夫妻的生育计划之后，生育计划的数量仍然高于年度计划的话，就可以用年龄的大小来进行排除。
我们可以把所有提出生育计划的人，按照年龄由高到低进行排序，优先保障大龄夫妻的生育需求。
按照当年度剩余的生育计划数量，我们确定出哪些年龄段的夫妻可以实施生育计划，哪些年龄段的夫妻需要延迟生育计划。
只要夫妻之间任何一个人的年龄在可以实施生育计划的年龄段之内，他们的生育计划就可以被确认。
而那些因政策需要被要求延迟生育计划的夫妻，其生育计划延迟到下一年度。
如果这些人按照被延迟的生育计划怀孕生育之后，我觉得就可以认为他们的生育计划是真实的，可以给予一定的社会贡献值奖励。
如果他们并没有按照被延迟的生育计划怀孕生育，则视为他们被延迟生育的计划是虚假的，就不予奖励社会贡献值。”
“如果，他们不按照政策确定的生育计划延迟生育，又该怎么办？”
“人口政策关系着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如果他们不按照政策确定的生育计划延迟生育的话，他们的行为可能对整个社会的稳定造成一定的影响，并且会影响到国家政策的严肃性。
所以，我认为这样的人给予一定的社会贡献值处罚也是应该的。”
“这个办法我觉得不错，只是，现在华夏国男女之间的权力是平等的，而且，在任务发布平台的影响下，男女之间在从事社会事务过程中的区别已经不大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少性格不合的夫妻出现了和离的现象，这也是华夏国法律所允许的。
按照你的办法，又该如何界定这种和离之后再婚夫妻的生育子女数量？”
“对啊，如果一对夫妻在和离之前已经拥有了两个子女，在再婚的时候，如果配偶都没有生育过子女，这样的情况又该怎么算呢？”
吴光良说：“这有什么不好算的，华夏国的人口系统已经清楚地记载了每个人的子女情况，夫妻任何一方如果生育了两个子女以上，自然就认定他们的生育计划在被规则排除之列。”
“可是，这样做的话，对另一方从未生育子女的人来说，是不是有点不公平啊？”
“按照华夏国的法律，任何人都拥有平等的生育权，可这样一来，又该如何保障他的生育权？”
“取消他们在某个年度的生育计划，并不是不允许他们生育，而是不允许他们在这个特殊的年龄段之内生育而已。
我们可以根据人口系统中的年龄结构情况，把他们的生育需求推迟到下一年、或者是更长的时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