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个之士对于吴起的疑惑，不由感叹，心想这泗上之地不比秦地。若是秦地能有这样的局面，又何必实行那些严苛之法？
对于财富总和的定义，他曾疑惑过，但只是为了让秦地的政策有“合天志”的合理性，而且这些年叛墨而出却一直没有忘记读书学习，对于陶丘的事他知道的不少，胜绰也多感叹，但是无奈的是陶丘的办法在秦地根本行不通。
各地有各地的情况，而泗上这些年一直是这些叛墨眼中吸取经验的地方，对于陶丘的情况也有过一本专门的小册子介绍，用以辅佐墨家的那些“财富总和”之类的理论。
那些书对于常人而言难免有些晦涩，可对于这些和墨家藕断丝连一直关注的人物，知晓甚多。
本身陶丘就富庶，夫差挖掘运河、陶朱猗顿致富后，这里就是天下之中。
鲁国在季氏改革后已经实行的初税亩制度，陶丘附近在墨家出现之前物产就颇丰富，私有制产权概念早早出现。
宋国政变之后，陶丘附近受到墨家的影响越来越大。
而墨家在泗上的政策过于激进，而且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一些政策实行起来基本没有什么压力。
如滕、缯、郯等国，原本都是越国占据的，越国在此拥有大量的王田。
潡水一战后，越国的势力退出了泗上地区。清算了一些亲越的贵族，加上越国退走后的大量王田，让墨家在这里实行的土地改革并无太大阻碍。
这一点是秦国学不来的。
说到这里，高个之士便生出一些无奈之叹。
秦国想要这么变革，就必须要触动旧贵族的利益。墨家则是抓住泗上的有利机会，靠着击败越国，用更为缓和的方式进行了变革。
秦国丢了西河，本身贵族的利益就受到了巨大损害，只能瓜分秦国内部的土地，彼此之间矛盾身后，稍微触动就会引动巨大的反弹。要不是公子连借助政变之名清理了一部分贵族，换地迁都，想要进行在秦地那样的变革更是千难万难。
墨家在泗上实行的政策，用另一种方式影响到了宋国泗水沿岸的诸多城邑。
随着泗上的手工业发展，成为了天下冶铁中心、学术中心、纺织、玻璃火药军工军械的生产中心后；随着泗上土地变革的完成，大量的农夫有了余粮进行商品交换和市场的内部开拓；随着河运船舶的发展……陶丘这些泗水、菏水沿岸的城邑率先展开了一系列的“求利变革”。
正是“善者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这对外影响墨家一直秉持着“利道之”的方式。
尤其是击败了越国、与越国签订了一些列条约；在楚国获得了免税权和通行权之后，泗上的手工业发展出现了一个爆发期。
爆发之后，酿酒、纺织这些东西都能获利，原材料价格上涨，墨家作坊生产的大量新商品和奢侈品，都需要大量的钱来购买，也促使了许多人求利之心。
原本宋国一些封地的小贵族，在之前百余年的缓慢变革之中，已经出现了租种土地的获利方式。
每亩每年收取实物地租，一年一亩地收取七斤粟米，小日子也算过得不错，尤其是在墨家出现之前亩产不过几十斤的时候，收取七斤粟米的地租已经算是重租了。
然而，随着泗上经济的发展，这些宋国的小贵族惊奇地发现……自己的钱和粮，根本不够花了。
大家都是贵族，最起码的体面还是要有的。别人家安个玻璃窗、拿个玻璃杯炫耀一番，自己买不买？
可是，没钱。
两千亩封地或者私田的小贵族，也算是上士了，然而一年的地租收入不过一万四千斤粮食。
这在以往，足够“禄足以代其耕”，专门习练武艺车战御射之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