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了宋国集权的可能。
四年前那场大辩论之后，百家各自都有所发展，这也正是个机会。
农家既然在宋国势力颇大，号称真正平等派，那可以撺掇他们这一次搞事，占据几个城邑的主导权，在那里搞农家的制度；一些入世的道家、杨朱等学派，也可以在一些地方搞他们自己构想的制度；一些无政府派别希望能够小国寡民、复归自然、人人道法自然拥有自然法执法权的派别，也可以分去几城。
唯独复古的儒家可能分不到地盘，因为这一次民众暴动不可能再接受分封复古和礼法了，若是能够自我变革，或许也有可能，但现在看来他们并不太可能。
在认可一部分四年前大辩论中求同存异的“同义”的基础上，各自为政，在大义同的前提下小义各异，让宋国继续存在，作为百家的试验田，使得宋国绝对没有可能集权。
既说君子朋而不党，但如今正统的贵族君子已经所剩无几，各家都有自己所代表的利益，以利而聚归纳其义则为党，宋国随他们去搞吧。
在此设想之下，适将自己的想法大致地说了说。
有人道：“如此，就需要在和其余百家的人商议一下。我相信他们肯定是愿意的，不管是杨朱还是道家，都有入世的部分，农家更不必提。操作起来却也不难。”
“本身诸多学派都在宋国活动，本地的信徒也不少，都是士人，管辖一地的能力至少不下于那些贵族，也更容易适应新的局面，大多都是些反礼法、反圣人的。”
此时信徒的含义，并不只是信徒，而是代表着这是一些有治国理政能力的识字阶层，虽然在泗上已经不稀罕，可在别处那都是人才。
没钱就不可能认字，不认字就不可能知道道义之别，不知道道义之别就不可能选择道、农、儒、杨等学派。
最底层的农夫，他们其实根本弄不清楚其中的区别。
贵族既然可以凭借门客和家臣统治封地，其实一个学派依靠学派的徒众统治一城一邑也非难事，最起码要比那些旧时代的贵族管辖的好。
另一人道：“只是农家学派要注意一下，他们的真正平等的想法……过于空想，而且……绝对不适用于商丘和泗水地区。”
适道：“除了商丘城内的失地民众外，他们在商丘和泗水地区富庶的城邑，信徒并不多，也没有民众的基础。”
“但是，一些贵族的封地，却正适合他们。”
“一则那里的土地确实需要均分，二则一些贵族依靠权力以门客家臣和依附的商人经营商业赚取利益，民众确实怨怒，既怒贵族也怒商人，他们的市贾不二价的想法在那里必能受到民众的认可。”
“但若是陶邑，你看看农家哪里有人认可？我是这样看的，道家既有无为而治一派的，我看就可以就近安排在靠近泗上的地区。”
“一则那里工商业发达，二则土地早已经私有买卖，三则无为而治的后果就必然是大的越大、小的越小，我们可以在泗上接应，也可以使得那里继续土地兼并使用，为我们继续提供粮食、棉花以及人口等。”
众人也都觉得可行，这样一来等同于将除复古派真儒之外的学派都拉到了宋国之中。
本身杨朱、墨家和儒家就是天下显学，再加上其余百家，等同于天下士人的大部分都在其中，剩余的也就是那些没有什么道义理念的士人。
让农家去泗水附近和陶邑去搞“真正平等”，那是要出大事的，而且也注定了不可能成功。
最重要的是对泗上大为不利，本身靠近泗上的宋国地区的农业已经基本完成了经营兼并的萌芽，佣耕制和大片土地经营制是比自耕农更有效率的，有泗上这个工商业发达地区的需求，已经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共同市场：那里归不归墨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