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棉吃人”、“蚕吃人”的阶段。
农家最一开始代表的，却是无地农民的利益，这些农民承受着三重剥削，尤其是泗上之外的地方，承受着贵族君侯土地封主的剥削、承受着商人操控物价的剥削、承受着泗上手工业品倾销的剥削。
他们反对商人，嫉恨商人，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商人通过和贵族勾结，就像是盐一样赚取高额的利润，农夫本就需要承担军役和劳役，再加上这种支出，随时处在破产逃亡的边缘。
宋国靠泗上太近了，新时代的苦难在宋国上演的也越早，譬如靠近泗上附近的土地大量兼并，用于经营，提供泗上所需的农产品和原材料；泗上对于这件事也是一种默许甚至于支持的态度，因为泗上缺乏廉价的劳动力人口，宋国兼并土地，泗上发展工商的同时稳定泗上的兵员基石，一举两得。
这就是农家和墨家的分歧，也是经过发展之后农家所代表的利益：因为种种原因无地失地的农民。
适觉得等量劳动交换以至于市贾不二价的想法，是标准的空想，但他们自称的真正平等派倒也没有错，但是这么搞不行，也不符合此时市场无限、土地无限的情况。
那场大辩论之后，农家看到了一条新路，也就是泗上那边的村社合作制的路，他们便将大量的精力放在了泗上之外，希望通过宣讲从而越过泗上认为必须要走的过程。
因为之前是有公田制度的。
诗曰：噫嘻成王，既昭假尔。率时农夫，播厥百谷。骏发尔私，终三十里。亦服尔耕，十千维耦。
这种井田制下的集体劳作，在村社中仍旧有很强的残余，既然这样，是不是可以直接跳到泗上这种模式？
譬如在村社中宣传鼓动，直接发动暴动、利用宋国大量失地农民集结于城邑的现实，直接暴动夺权，通过刺杀贵族、武装农夫的方式，一步到位。
对此，农家和泗上是有过沟通的，但泗上的态度很明确，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一度闹的农家和墨家之间的关系很不愉快。
适也苦心孤诣地和农家学派的领袖许析谈过，说泗上的情况是不可复制的。
其一，墨家在起事之初，就有四五百集结了天下精华的底子。
其二，当年魏楚争霸、齐越相争，为墨家在泗上发展提供了足够的空间。
其三，墨家是先解放了大量的自耕农，分给他们土地之后，再逐步利用利诱使他们选择了合作制度。
其四，依靠少数人阴谋刺杀之类的办法，并不能够解决问题。
泗上的意见是既然现在泗上已经开始了建设，不如农家的人在泗上一同合作，依靠泗上的军力物力，逐步发展。
但农家的人并不同意，他们认为时机已经来临，在宋国完全可以干出一番大事，对天下农夫怀有极大的幻想，认为他们振臂高呼必然云集响应。
泗上则认为农夫被困于土地上，数百年的制度之下，他们的见识注定了不可能一呼百应，这纯粹是空想。只能通过泗上模式，利用政权建设和军事武装，一点点转化发展。
而且对于农家在夺权之后的计划，墨家也全然不同意：重农抑商，标准物价，甚至于反对靠近泗上的大量经营性的大片土地。
双方的分歧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其实总结起来就是个很简单但却无法解决的分歧。
即，墨家所谓的九重乐土之说，就宋国泗上附近这种模式的一重，是不是可以直接跳过去？
包括土地兼并经营、工商业雇工发展谋利种种，是不是一定要经历？可不可以直接一步到位，利用村社公田制度的残余，直接跳到土地归民众集体所有的这一步？
旧时代有苦难，新时代也一样。
就像是那些因为失去土地被迫逃亡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