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着这样粗俗、现实、市侩、而又求利无耻的简单问题，孟孙阳忽然发现，自己这些人好像一直以来都飘得太高，以至于有些不接地气。
他们可以和墨家在关于个人和集体的问题上争辩十余年，当适问他们“怎么办”的时候，他们无言以对。
如今当东乡子琪问出最简单的“税”的问题的时候，孟孙阳忽然明白，杨朱学派要走的路还有很多。
至少，墨家那一套东西，不管杨朱学派认不认可，最起码的税收、军制、政令、法令都是一贯的、合于他们所谓的天志的、能够在体系内解释的通的。
孟孙阳从没想过自己要面对这样一个看似简单、但却极难答的问题。
倘若杨朱学派执政天下，税收不收？收税的话，算不算是损别人之毛？
再比如墨家收商税而扶植穷农，这算不算是损商人之毛而利别人？墨家可以用“兼爱”、“兼人”、“天下之利”的理由解释这一切，杨朱学派怎么在自己体系的框架内解释收税的合理性？
出于恻隐之心，他们觉得那些“迫生”之人，不如死，极为可怜，所以希望他们能够获得土地，从而至少做到比死要强，达成亏生之境，那么这法理是什么？
是因为恻隐之心？
还是要按照墨家的说法，上古之时并无天子，土地归天下人所有，如今把封地要分给民众只是道法自然？
道法自然是这么法的吗？无为而治是这么无为的吗？如果认同墨家的做法，是不是等同于认可墨家“天道可知，理性可推，顺天而为，便与无为自化并无区别，而且还能更快地达成”的说法？
农家的许析可以一眼看出来墨家之所以让他们执政那几个乡的原因，是要借他们“真正平等”的道义，去矫枉过正地清扫那里的贵族残余。之所以能看出来，是因为农家认可墨家的一部分道理，只是在此时该怎么走的问题上有些路线分歧。
孟孙阳至今没有想清楚墨家之所以让他们执政这几个乡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所以他想要做的政策决断就很难，一旦做错了墨家会用悄无声息的手段让他们学派威望扫地沦为笑柄。
墨家看似慷慨地把宋国宋国了各个学派由他们尝试执政，可实际上各个学派除了农家在这一次宋国政变中拥有足够的影响力，其余学派要钱没有、要兵没有、要群众基础没有、要执政经验没有，他们所有的一切不是如墨家一样流了数千人的血自己挣来的，而是墨家施舍给他们的，也就注定了他们只能沦为一种傀儡。
现在摆在孟孙阳面前的，是一个信仰和道义问题。
东乡子琪在质问孟孙阳，如果你们将这些佣耕者要分了土地，那么就等同于是拔了我的毛，损了我的利，那么你们不损别人一毛以利天下的说辞就说不通啊。
百里之地尚不能治，况天下哉？
孟孙阳此时面临的困境，也是杨朱学派在变革之世所必然要面临的困境。
如果宗法制完全没有松动，此时尚在春秋之前，那么不拔一毛也就无从谈起，因为除了贵族之外，平民没毛可拔，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如果时代已经进步到人人都有毛可拔的时候，那也好说，以此为根基，虽然最终肯定还是需要一个政府的存在可能要修正种种，但终究还是可行的。
可问题在于现在杨朱学派面临的是千年未有之大变革的时代，适曾问过杨朱“怎么办”这个问题。
现在的局面是宗法制虽然瓦解但还存在，贵族制度存在，有私产私田的自耕农小生产者存在，一部分先有资格“被拔毛”的有了点私产私田的人便希望贵族诸侯们不要拔他们的毛，但让他们利天下而牺牲他们也不愿意认为这违背了自己的利。
适也曾问过他们，现在天下有资格被拔毛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