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贵族当年可以凭着拳头抢走“应属于天下人的天下土”，并且认为土地属于贵族就是道理，那么民众再用拳头抢回来岂不是依旧合理？
提及这件事，酒肆内的人难免心有戚戚，或有人道：“当时新郑的人就说，天下的乌鸦一般黑，换了姓氏，其实还是一样。我看这一次会盟，怕也难有结果。”
“墨家所想之事，皆我等之所愿。岂不闻墨家多言，天下的人被贵族们分为了阶层，每个阶层有每个阶层的利，没有普天之下都适用的德，也没有普天之下都适用的利。有人得利，便要有人失利。”
他们并不能够理解墨家的道义到底是怎么回事，但却因为墨家和杨朱在反封建这件事上的和解，使得人文主义思潮泛滥。
过分的人文主义，必然会引起个人的私欲膨胀、泛滥和社会的动荡，这又是反对数百年宗法制的矫枉过正的可以接受的表现。
各国，尤其是中原各国的民众，开始考虑自己的私利，没有对“国家”的忠诚，没有对“国家”的奉献，而开始去想到底是谁的国谁的家。
春秋乱世数百年的战争，造就了民众厌战、反战、反礼法、反那些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束缚，甚至于有些病态地出现了“一毛不拔”的思想，并且成为了显学。
酒肆内的民众，或许不会因为新郑那里民众的诉求而挺身而出，用墨家的为利天下死不旋踵的道义去支持新郑民众的诉求，但却不代表他们就认为韩国对契约的反对和违背就是合理的。
他们暂时不会为了距离他们百里的郑人去反对魏韩，但却希望这一次四方会谈中墨家可以为他们争取来他们想要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