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还没有那么大，把绣城国企改革的成果归结于市场繁荣，这对绣城工业局的领导和企业工人绝不公平。或者应该这么说，绣城之所以能够在这几年取得良好的经济发展势头，以及成功拿下国家的特区政策，正是应该归功于成功的国企改革进程。”
这番发言在会议室的上空回响，与会众人落在鲁冠球身上的目光，忽然想旁边移动了一点，落在了他旁边那人的身上。
巧了，胡文海的位置正好便是在鲁冠球的旁边。
发表这番言论的，并不是之前冲锋陷阵的鲁冠球，而是之前一直在保持低调的胡文海。
这是什么情况！
不少自认为熟知胡文海做事风格的人，不由得目瞪口呆。怎么一向闷声发大财的胡文海，竟然就这么甘心被鲁冠球利用了？
是的，鲁冠球有着自己的私心。
1988年，可以说是中国的资本元年。之前只是为了生存、为了吃上一口饱饭，而自发成长起来的非国营企业，如今已经不再甘心于将自己寄托在公有制体制之下了。
在吃饱穿暖之后，非公企业的所有者们，开始奢望起要为自己“拿到一张出生证明”。
简单的说，就是要将手里企业的产权明晰起来。朕打下来的江山，总不能就在未来某一天，被官僚们一纸公文就这么收走吧？
随着资产的迅速增加，新中国的第一批资本家们，开始被巨大的不安所笼罩了起来。
鲁冠球的万向节厂，邓绍深的万宝家电，四通公司的万润南，还有更多因为财富感到不安的人，寻求着改变这个世界的努力。
历史上，鲁冠球将自己的企业悄然送了一半的股份给当地政府，这才算是勉强披上了一层保护伞。邓绍深顶着妖都政府的压力，想要从体改委走迂回路线，结果却被打成了外逃的“贪污犯”。万润南抛出了四通公司“非国有、非私人”的论调，结果同样是被按上了一个“出逃”的罪名，不得不抛弃自己一手创建的四通公司。
为了这一个所谓的股份制“出生证明”，实在是有太多时代的风云儿们付出了太大的代价。
股份制对于这个时代的中国非公企业经营者来说，便是普罗米修斯的火种，是为之前赴后继的阶级自觉，便如同旧社会农民对田地一般的渴望。
鲁冠球的私心，便在于只要推动了国企的股份制改革，那么非公企业自然就同样有了股份制的基础。
打着国企股份制的大旗，根子上其实是非公企业经营者资本意识的觉醒。
他的这点小心思，对在座的各位领导和学者们，并不难猜。
可是谁也没有猜到，已经上岸的胡文海竟然回头趟了这滩浑水。
新科集团的私企性质毋庸置疑，是特殊时期、重大贡献，有中央领导背书的特殊情况。中国北方天空中的保护伞，只要不造反，这就是大义！
就像苏联也有红色资本家哈默一样，胡文海和新科集团的特殊性，让他可以超越意识形态和制度，打着以国家利益为重的旗号，新科集团的私企性质是谁也不敢质疑的。
就好像高考的时候，别的学生头悬梁、锥刺股，可胡文海却早就已经被保送了清北大学。
这时候哪怕是要教育部抽了疯，减少各省省内大学录取数量，和你保送的胡文海又有什么关系呢？
偏偏是可以稳坐钓鱼台的胡文海，不仅心甘情愿被鲁冠球利用，如今更是亲自下场了！
好些人对此感到莫名所以，你胡文海不是被鲁冠球真的灌迷汤给忽悠瘸了吧？
当然，这个年代，还没有“忽悠瘸了”的这个说法。不过这并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