吧，比农村的最低生活保障高一些，总可以吧？”
王一鸣问：“现在你有没有什么保障？”
郝卫国说：“有，一个月一百二十块钱，太少了，根本不够用。”
王一鸣问：“你看病怎么办？有报销的渠道吗？”
郝卫国说：“我们老家农村实行了合作医疗，我是农村户口，大病可以报销一部分，但是要住院治疗才行。平常里有个感冒发烧什么的，都是自己扛着。能扛过去，就不去吃药打针，因为没有钱。实在是扛不住了，再去买点药吃。现在好多人都是这样的，拖一天算一天，我们命贱，抵抗能力强，轻易不拉肚子、感冒什么的，不像城里人那样，得了感冒要打点滴，花三五百块才能治好，要是那样，我们早就完蛋了！”
王一鸣苦笑了一下，点了点头，心里有一丝心酸的感觉，这些底层的老百姓，生活已经是这个样子了，还那么乐观，真是让人唏嘘感叹。
轮到下一个同志发言了，一个个子高大、声音洪亮的中年男人站起来，向大家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然后坐下，拿出一个黑色的包包，从里面抽出来一个牛皮纸的信封，打开信封，从里面拿出来自己的军功章、获奖证书什么的，然后看着王一鸣说：“王书记，我叫金万全，77年当兵，79年上的前线，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我荣立了三等功，回国后我被提拔为排长，然后上了军校，87年转业，被安排在我们县百货大楼当保卫科长。91年我们县百货大楼搞承包经营，我承包了一个柜台，卖鞋子。生意不好，还要每年向公司交租金和管理费、水电费什么的，于是就下岗了，到外面自谋职业。我帮别人打过短工，借钱开过小餐馆，跑过长途运输，但都不成功，勉强糊口而已。我老婆原来是县百货大楼的售货员，也下岗了，她看我活得越来越失败，就忍不住和一个做安装工程的小老板好上了，当了人家的小老婆。我发现她在外面和别的男人开房，于是就和她离婚了。现在一个人带着18岁的儿子过，儿子不上学了，在一个摩托车修理店当学徒工。王书记，我有一个问题，实在是搞不明白，我现在到底算什么？是军官转业，按说算是干部，但是没有一个单位承认我是干部。没有职业了，算是下岗职工吧，但是我们单位没有办下岗证，我现在连下岗职工的待遇都享受不到。如果是正儿八经的下岗职工，还可以申请最低生活保障，通过申请，还可以每个月享受两百多元的生活补贴。我就奇怪了，我们国家这么大，怎么就没有一个单位让下岗职工申请、证明自己是下岗职工啊？！更可气的是，我们单位原来给每个人办了养老保险，现在下岗了，没有任何收入了，自己一个人打短工，连糊口都难，却要按照文件要求，每个月自己去养老保险所，缴纳一个月四五百块钱的养老保险金。单位不承担了，所有的都要自己一个人承担，不这样，到老了一分钱也没有。我现在真的是不如农民。农民好歹有地，有房子，我什么都没有，真正的无产阶级，我不知道我今后怎么活，有时候悲观起来，真想一死了之。但是想想儿子，还得活下去。战场上我都没有死，还立了功，现在死了，怎么去见我那些死在战场上的战友吧？难道我们出生入死，就是保卫这样一个这样对待我们军人的国家吗？！我想不通。王书记，各位领导，我的言论可能有些过激了，希望大家谅解！”说着，他又冲大家鞠了一个躬。
王一鸣听了，心里更是不好受，他想起来一年多前在北京和魏正东吃饭、聊天时，谈到过这个问题，魏正东慷慨激昂地说：“一鸣，我告诉你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现在对下岗工人推出的这个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我认为是人类社会最丧尽天良的制度，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可以以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办法来比较比较，你就明白了。我在美国呆过，在那里留学五六年，详细了解了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