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库收入,与普通地主都存在着矛盾。
唐武宗崇信道教,深恶佛教。会昌年间又因讨伐泽潞,财政急需,在道士赵归真的鼓动和李德裕的支持下,朝廷官员从会昌二年开始渐进地进行毁佛,在会昌五年达到最高潮。大量地寺庙被销毁,和尚强迫还俗。
佛教作为一种外来的宗教,自然就会引起华夷之辨十分严格的传统华夏社会的反感。
南朝萧齐的顾欢就曾经撰文《夷夏论》谴责佛教说:
“道则佛也,佛则道也。其圣则符,其迹则反。。。今以中夏之性,效西戎之法,既不全同,又不全异。”
顾欢系南齐时代信奉道家的名士,他将佛道的争端上升到了夷夏之辨,华夷之防并不是偶然的,佛教在传入华夏那一刻起便一直受到这样的责难。道教更是站在捍卫华夏传统文化的地位上去攻击佛教。
其次是佛道孰为上的争执。两晋南北朝时,佛道并盛,统治者往往出于自己的需要,对两教或有取舍,或调和并倡,这就使两派开始争夺宗教势力的主动权。
那个时期,佛教被官方认可甚至大力提倡,南朝自东晋时期一直到宋齐梁陈各个朝代,帝王大多都非常崇信佛教。梁武帝更是对佛教推崇有加,甚至舍身入寺,佛教在南朝有了蓬勃的发展。
北朝从后赵的石勒、石虎时代开始支持佛教,中间虽然经过魏太武帝灭佛,但此后佛教再度兴旺,更有甚者如魏孝明帝崇佛抑道,大大推进了北朝佛教的发展。
因此,佛教在南北朝由于自身的日趋成熟和统治者的扶持,大大地扩展了势力。
此时的道教刚刚从民间走向上层社会,刚刚向正统化转变,力量相对薄弱,但毕竟道教是本土的,传统的宗教,因此道教在这一方面就拥有相对的优势。两教更产生了“孰为上”的争执。
由此可见,佛道争端,其实并不是两教的教义和宗教哲学的冲突,而是两种不同文化在融合中的冲突,是两种宗教间的利益的冲突。
无论儒释道三家并立、一家独大、二者纷争,都与统治阶级脱离不了关系。武当于元末遭兵焚,而后兴于明,这时便与孤城子有了干系的起始。
武当从汉魏、南朝刘宋、晋太康、唐太宗、五代宋初、元代都有朝廷官人参与期间,官员们深知帝王权势,经过他们与武当掌权者的谋划,再有天下道家的联合,便有了“当武雄”这个民间武力机构的兴起。
元灭明立,朱元璋和朱棣的后面都有这个机构的力量支持,包括刘伯温亦有武当道家的影子,而与武当最为直接的便是‘反清复明’的天地会。
然而,深受儒家*昧、顺从的思想所影响,清朝只在衰老中倒下,“当武雄”从此没有了目标。
进入民国,群雄四起、战乱纷纷,整个国家四分五裂,谁为正统、谁可依靠?
当下“当武雄”的掌门人孤城子也一头乱麻,北方从袁世凯到张作霖、南方出了个黎元洪又如何?直到孙逸仙建立羊城国民政府,似乎有了新气象,可孤城子却还没有发力,孙逸仙的子子孙孙便搞得一团糟。
如今的南方政局无外乎蒋志清和汪精卫内外纷争,精于推算的孤城子虽然看到此阶段‘南定北从’的天下大势,但却明晓蒋汪实不能堪当大任!
“当武雄”名下子弟万余,天下道家是一体、武当道武士为中坚,他们自幼修得文武便隐于世,一旦召集便可护卫大道,如是得体帝王,可保得道家长世久安。
孤城子早知西海湾异象,求正不得、便有心被徐德良招募。可无论他怎么推演,这西海湾以及西海湾的当权者都不在卦上,万分不解的他,只得前来拜揭。
畅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