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佑帝杨元溥为尽快收复金陵、定鼎大楚局势，与其兄信王杨元溥媾和，特许其据楚海泗扬泰五州建立淮东藩国，却坚决要求将淮东盐场收归楚廷直辖。
一方面，乃是江东、浙南、江西、湖襄等地的民众，十之八九食盐，皆用淮东所产的海盐。
另一方面淮东海盐经盐铁转运司所控制的产、收、运、销诸环节，每年能为中央财政提供逾六十万缗钱的净盐税收入，乃是维持大楚朝军政体系运转不可或缺的一大块财源。
相比较之下，蜀国人口规模仅大楚的三分之一，每年逾四十万缗的盐课收入，在大蜀国库岁入的占比及重要性更为显著。
此时蜀国禁军编有十数万兵马，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养军之资都依赖于盐税收入。
而川南僚人之所以成为蜀国的大患，除了僚人凶悍难以驯服，对川南长江沿岸的平原地区有着直接威胁，还有一个原因，也是蜀主王建开创蜀国之后，对川南僚人决定采取清剿、打击的策略，而非招抚、妥靖的关键原因，就是川南僚人从巴南贩运私盐，流入川蜀腹地，严重威胁到川蜀的盐政体系。
长乡侯王邕在韩谦的建议下，上书蜀主王建主张经略巴南得到蜀主及朝臣的广泛支持，一方面是蜀主王建不希望世子清江侯的权势及个人声望过强，在诸子之中没有其他人能予以制衡，另一个更直接的原因，就是川南僚人所贩运的私盐，主要来自于巴南。
收复并控制巴南地区，一方面能直接解决掉井盐走私对蜀国盐政体系、盐税收入的威胁，另一方面，便是切断山僚势力的私盐收入，削弱其对抗蜀军统治的抵抗实力。
蜀国目前开掘盐井，计有三百八十余口，其中有六十余口位于巴南地区，而巴南地区的盐井，绝大多部分又位于婺川县以北的黔江河谷及山岭之间，婺川县境内当前仅有盐井两口。
这也是长乡侯王邕及蜀国大多数朝臣主张以婺川县北的蛰僚寨，划分思渝两州之界的关键原因。
当世人对国土的概念，远没有后世那么严苛及重视，远没有达到寸土必争的地步，主要还是更看重控制成本、岁入以及关防要隘的便捷与否。
婺川县两口盐井，年产井盐千余担，相比较川蜀每年三四十万担井盐的总产量，占比甚为微，即便盐税抽足，每年也就两千余缗钱的盐利。
除开盐利低微外，黔江中游两岸崇山峻岭，绝大多数的婺僚人逃入深山老林拒绝接受统治，还充满浓烈的仇恨情绪。
渝州真要贪心将婺川县控制到麾下，除开与楚国及思州的利害纠缠不说，防线要沿黔江往南推进一百二十里，要防备婺僚人随时有可能从两岸的深山老林里杀出——甚至还要考虑婺僚人与川南山僚人勾结——需要投入大量的精锐兵马，才能维持黔江水路的通畅以及后续的归化，每年消耗的军资粮饷，可能两万缗钱都未必能打住。
更不要说艰苦而危险的守御环境，对将卒士气的打击了。
这种情形下，长乡侯主张婺川划给思州进行分界，清江侯想要跳出来搞事，又或者说长乡侯想搞事，在大蜀朝堂之上，都会陷入孤立。
倘若说婺川地下发现大规模的盐卤资源，能叫婺川在预期的时间有可能开掘出数十口盐井，则形势就完全不一样了。
要是思州有能力守住婺川，问题还要小一些，对蜀国而言顶多是每年损失数万缗钱的盐利，但倘若思州杨氏受这次民乱打击、元气大伤，婺川县重新落入婺僚人的手里，甚至都意味着大蜀经略巴南的战略意图破产。
而到时候国界已定，蜀国还将失去直接派出清剿婺川的借口。
所以说，只要将这个假消息，传到清江侯的耳里，使他确信有其事，又叫他相信长乡侯有意隐瞒这个消息，迫切想促成两国盟约，以便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