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也是人去楼空。
那苏大河去了哪里呢？
会不会压根儿就没往南方走？
郑保红第一时间否定了这个念头，他相信自己的丈夫不会骗自己的。她只能像个疯子一样的，带着郑保灿在宝安县满世界打听苏大河，后来遇到了几个湖北老乡，说他们也是四年前来的宝安，依着郑保红的描述，的确是见过这么一个操着湖北口音的小老乡，说话文质彬彬的，可能就是苏大河。但是他们也说后来就没见着了，这个小老乡可能也是那年跟着人潮逃港了。
要知道他们说的四年前，也就是一九七二年，是宝安县历史上逃港潮规模最大的一年。香港和宝安山水相连数百里的海岸线上，数万人铤而走险，罔顾性命，泅渡蹈海逃往香港。淹死者、溺死者、冻死者不计其数。
数次的大规模逃港风潮，也为改革开放最重要的决策之一——在深圳等沿海地区设立经济特区做了血淋淋的铺陈。
正所谓凡事都有因，所有重大而又伟大的决策，必定是经过血与火的锤炼和考验。
同乡们的话让郑保红终于听到了一丝丝希望的消息，但他们也不敢确定苏大河是否真的逃港，当然也不敢确定苏大河是否逃港成功，有没有淹死或冻死在茫茫的海里。
郑保红也不敢确定丈夫是否真的逃往了香港，也许丈夫还留在宝安县一带，在某个乡下犄角旮旯的地方隐姓埋名呢？
但是有一点郑保红坚信，苏大河还活着，她要等他，就在宝安县等他。
这么一等，又是三年。
这三年里，她带着弟弟郑保灿打过短工，干过黑活，硬生生把自己锻造成了力气不输糙汉子的“湖贝村红姐”。如今这个杀猪卖肉的生意，是他们姐弟跟其他几个湖北老乡合伙干得，年初宝安设市改名深圳后，很多以前明令禁止的，不让干的事儿，现在都慢慢开禁了，这杀猪卖肉的生意虽然还是被国营肉联厂的人举报，但明显抓得不是特别严了，甚至有默许的意思。
所以从年初下来，他们这个杀猪卖肉的湖北老乡小团伙，营生还是不错的。久而久之，郑保红这个“红姐”的名头，在湖贝村一带也响亮了起来，都知道有位湖北的女汉子杀得一手好猪，所以偶尔周围几个村子里要杀猪什么的，都会来湖贝村找郑保红。有这么一位租客租在自己家，阿雄和他妈妈还是特别欢迎的。
所以有时候，他们姐弟俩拿猪下水来抵房租，他们都无所谓。再说了，郑保红做事儿敞亮，每次拿猪下水抵房租，不是多给了一副猪肝就是多给了半幅猪肺，怎么着都亏不着阿雄他们家。
……
……
猪肉灿讲着他姐夫和他姐姐的故事，韩春雷听得津津有味，这要放到以后都可以拍成一部电影了。
对于苏大河的遭遇和命运，韩春雷心中五味杂陈，这在重生以前，他只是偶尔在一些回忆录上能看到，感觉倒也平常，无非是特殊时代的特殊命运。毕竟字面上的感触永不比亲耳倾听，而且当年那场浩劫里，这样遭遇的人，苏大河不是第一个，也不是唯一的一个。
但是现在现场亲耳听着，却是另一番滋味，从苏大河的命运，到自己在后世悠哉悠哉地翘脚死宅打游戏，这个国家是经历了多么伟大的变革，才有自己那代人幸福安逸的盛世啊。
如果再遇苏大河，韩春雷也许会说，未来之盛世，如你所愿。
对于郑保红，对这个红姐，无论是千里寻夫，还是杀猪能手，韩春雷都由衷地竖起拇指称赞道，“阿灿，红姐真是一位奇女子！”
“那当然，”猪肉灿讲得口干舌燥，咕咚咕咚喝完了阿雄妈妈泡的凉茶，说道，“要不是嫁了我姐夫，我跟你说，我姐在我们那儿也是这个！”
说着，阿灿竖起了大拇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