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很美好,现实很骨感。
翁明理——嗯,也就是那个被顾驰勉为其难称作“翁叔”的家伙——第二天到了生产队,就想兜售他那套“捏得越久越值钱”的理论。
无奈,其他队员并没有他这种多年与国家斗争的经验和眼光,对他的说法不屑一顾。
今年,是“生产队”这种组织形态大规模存在的最后一年。因为“社队企业”就是在今年改名叫“乡镇企业”的,各地的生产队,也会陆续按步骤改名叫“小组”,只不过改名的工作量比较大,上面给的期限是年底之前陆续改完,留了点过渡的缓冲期。
以后再发的户口簿身份证上,写的就都是“某某村某某组”了。
具体的对应关系,大致是公社相当于乡,大队相当于村,队相当于小组。
有支书的最低一级是大队,也就是村。而队/组里就只有正副队长,没有枢机了。当然会计、出纳这些基层工作人员还是有的,不过这些不算干部,也没有级别。
为了推销自己的理念,翁明理优先找了生产队的队长。
“吴队长,我看昨儿个村口贴的征地勘察通知不靠谱嘛。我特地找人问了一下,听说还要建无尘车间,工人进出都很麻烦,这摆明了是要搞自动化的,解决不了村里多少人就业。
而且我看了通知上,那厂子也用不了整个村的地皮,最多占一个组搞成园区和宿舍,其他还是要等市里未来规划的。不如咱捏着再等两年,说不定以后更值钱。”
然而,吴队长还没说话呢,旁边的生产队出纳、一个中年妇女就怼了他:“姓翁的你算什么东西?你又不是本村土生土长的村民!十几年前犯错误插过来的、还要分队里的地,你还好意思指手画脚!”
人口密集的省份,农村本来就是人多地少,所以当年对于插队的知青来混饭吃就已经有些意见了,对于那些故意犯错误丢掉工人身份、惩罚性成为农民的,那就更没好眼色了。因此这些年来,本地土生土长的淳朴农民,也是挺看不起翁明理这种人的。
大伙儿也知道,当初他就是为了抗拒去三线,故意犯错误被开除、骗取农民身份的。这年头大部分淳朴农民思想觉悟很高,自然要鄙夷这种行径。
当然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个翁明理在队里属于比较有钱刁钻的能人,淳朴的村民嫉妒他,那也是有的——今年国家彻底放开了乡镇企业的管制,可以地方上自由发展,只要集体本身说了算就好,所以其实乡镇企业是84年国内路子最野、最有活力的一类经济体之一,仅次于个体户。
打个比方,国企也好、城市里的全民办集体也好,如今发奖金、搞激励还是比较收敛的,不好推崇狼性,也不好唯业绩论。可是在很多批了乡镇企业外皮的企业里,就不存在这些顾虑了。
比如鲁爷的万向集团,如今就还只是个乡镇企业性质的承包企业,人家的销售激励就非常有体系。
在其他国企、全民办集体的销售部门还跟采购部门统合在一起、叫“供销科”、坐在办公室里等订单从天上掉下来的时代。万向的销售部门已经独立出来了,跟采购划清界限,然后跑市场的激励非常丰富,提成制度也都敢实施,销售员一个个打了鸡血一样。
翁明理这个村子,今年也顺势搞了个村办企业。
在吴越之地,农民也是脑子比较活的,所以自留地肯定不会拿来种粮食,连自家吃的蔬菜也很少种,大多喜欢根据市场行情种经济作物,看什么卖得贵种什么,宁可菜不够吃再花钱买——
这也没什么稀奇,明朝的时候吴越农村就这么干了,人家不讲究“自己吃的一定要自己种”,只讲究种贵的卖出去、要吃啥再花钱买,商品经济自古很发达。无非是计划经济几十年,反而比古代保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