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间病房再次安静下来。
她不讲话，他也不讲话。
她背对着他问，“谢先生，对你而言最坏的情况是什么？”
谢择益的声音在黑暗里响起，极低，也带着一点回响：“最坏的情况，日本与五国在上海的权利仍旧神圣不可侵犯，预示着远东土地上中国人的第三次失败，那时，我大约会成为工部局五国以往对日本种种愤怒的代罪者，与向军国赔罪的佐久间因玩忽职守而一同下地狱，或者像条丧家之犬一样滚回不列颠寻求政治庇护；而最好的情况，就要看你的国家足不足够愤怒，能将事情闹到让六国公使在上海开出一个国际法庭。那时候……我们也离审判不远了。”
她不解，“只是因为整个工部局与日捕股都是利益共同体？可是你有什么过错。”
他笑了。
她低头沉思良久，问，“谢先生，你……杀过人吗？手无寸铁的中国人。”
谢择益说，“我是他们的长官。姑息是罪，纵容也是罪。这两年每一笔人命债都会算到我头上。”
“可是……”她想了想，“这点事，谢爵士也不足以替你解决么？”
黑暗里一阵极长的沉默以后，谢择益问，“你知道什么是侵略帮凶么？”
她声音极轻，“你也没有做太多坏事，是不是？”
他想了想，说，“英国的中国人大多举止得体，除了中学里的学生外，几乎与体面的英国人无异，歧视二字，离我太远，不能使我懂得中国人到底哪里比不过英国人。”
她心都悬了起来，更为专注的听着。
“美国的中国人，大多来自中国社会最底层。苦力，廉价，□□，肮脏，老鼠……所有词汇都与中国人脱不开关系。如果你亲眼去华人街见过洛杉矶与旧金山的华人，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中国人地位远低于黑人。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深入骨髓的耻辱。我不知怎么形容我对中国的情感……我时常遇见一个伛偻的，生了肺病的苦力。天花肆虐期间，军队与医生一起出动救治传染病人时，他仍旧当街便溺，他的肮脏不堪使得他看起来像一切传染病的源头。救助会告诫过他无数次，也许他英文不好，也或许他太过顽固。一位女儿死于天花病的父亲，悲痛欲绝之的当街殴打他，将他吸大烟的残损牙齿打到脱落满地，他嘴里、牙齿里，全身满是血。他趴在地上求饶，用他唯一会讲的英文说他家中还有一位八十岁的母亲等着他。他疼的奄奄一息，跪在地上求人掐断他最后一口气。人们痛恨他的无药可救，惋惜于他的将死，但冷眼旁观似乎最好的选择。我应该觉得心痛吗？可他不是我的父亲。我父亲正是那位施暴者，他手上还有更多罪孽，因此他即使周身都伪装成为一个地道的英国人，几十年却仍不信基督，只信佛。”
“三小姐，你大约不知道，你来上海以前，我过着什么样的日子。当我将灵魂与身躯押给殖民者时，我已经不可饶恕。所以在最好的情况下，六国调查专员会来问你这段时间发生的所有事情，与纺纱厂有关、与佐久间或是我有关。六国公使来了，也几乎证明，将殖民者与不平等条约赶出这片大陆不远。不要怕残忍，你知道自己拥有的权利与证词的份量，请为他们的罪孽加上你的一笔。”
她心头一震，一股战栗传遍全身。她能明显感觉到那是一种痛与震撼并存的难以名状的感觉，让她眼泪汹涌而出，将枕套沾湿一片。
她感觉他起身为她整理被子时，摸到那一片湿润后，他动作一顿，又接着说，“明天公使入港时，会开放小部分港口。公使入港时，葛太太也快到了。”
她没有说话。
他接着说，“回去福开森路时，见斯先生在楼下等你。若是方便，我便叫他明早过来找你。”
她仍旧没有讲话。
他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