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谦的文章, 篇幅字数是五人当中最少的。
而且，乍听起来, 并没有太多出彩之处, 可细品之下, 才嚼出滋味。
初时，在白景书点出“名仕”一点后，夏谦再次提出，齐司业和博士们，已然没有了先前的惊喜感, 不过想着“兴许两人论述的方向不同”这点, 还是耐着性子听了下来。
前头，夏谦写的精简, 只大致提及了“名士”和“名仕”对国家和百姓的榜样作用。
不过, 虽说精简, 但却是字字珠玑。
比如，历史上一位有名的名士，极擅以梅作诗, 在当时社会引其风潮, 常以“咏梅诗”论才学高下。
再比如，历史上还有一位名臣，擅长以舌战嘴辩而熄灭了战火，为当时动荡的国家赢得了喘息之机, 其休养生息后再次崛起, 打了他国一个措手不及, 最终成为最强国，以至于当时的朝臣以此效仿，多修口辨之能力，君主也更重视口辩能力强的臣子，使得口辩文臣迎来了仕途的春日。
夏谦的格局放的极大，虽套路是文山鸣和白景书的合二为一。
但是夏谦写的有意思的一点是，他将“名士”和“名仕”的榜样作用，落于推动当时社会的形态发展，而不是专只对某一类人的榜样影响。
但如果只是这般，并不足以让烟雨先生陷入纠结。
偏生夏谦写得别出心裁，还前后呼应。
先前他举例的那位名士和名臣，话锋一转，便起了另外一个话题。
擅“咏梅诗”的名士，其后被世人供奉得声望极高，以至于恃才傲物，偏激行事，但凡不会“咏梅诗”的学子，便被他打上了才疏学浅的标签，也因其社会多以“咏梅诗”评判才学高下，而流失了很大一批真材实料的学子，于国家于社会，均是不利。
而名士的下场也没落得好，当时的君主便是不喜作诗之辈，一度认为以“咏梅诗”论才学，实为滑稽，要肃整这不正之风，便要从源头入手，所以，那位君主借故推行新策，将“策论”作为衡量才学的主要标准之一，以此招致了名士的侧面抨击，便顺手给名士安上了一个“非议朝政”的罪名，收押关禁。
而那位口辩名臣亦是同样，时局更替，在休养生息之时，可推崇“以舌止战”，但要统一列国时，“武力”才是最大的拳头，新君主登基之后，朝臣皆修“口辩之能”，如何能征战四方，之于此时，口辩名臣的榜样作用便成了坏处，于是最后，新君主捏了个名目将口辩名臣罢了官。
这后面夏谦起的话题，才是最让烟雨先生惊叹的。
用同样的两个人的一生，来做前后对比，明面上看似只是辩证地论述了“名士”和“名仕”榜样作用的好坏，但深层次细品，却能发现夏谦在传达一个“凡事皆有度”的思想。
不论这两位“名士”还是“名仕”，最后造就不好的落幕，皆是因为其榜样作用的影响能力，对当时的社会格局影响不好，至少在当权者眼里。
换言之，其影响范围超过了当权者的预期。
若这两位“名士”和“名仕”，只是小范围的影响一小众，不会对影响到整个社会格局，当权者也不会费力气去收拾他们。
这便是一个度的问题。
名望虽好，可高位难坐，身为极具名望的“名士”或“名仕”更要小心。
虽“达则兼济天下”，可别忘了，天下是圣上的，不论，“名士”还是“名仕”，绝不能越过圣上的心中的“度量衡”。
揣测圣意，分析时局，完善其身，掌握尺度，亦是真正的名士和名仕的一种修行。
寥寥几笔，却将如此深层次的分析，层层叠进，引人深思，如何不让烟雨先生惊艳。
甚至于，他看向夏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