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髓的贸易情结，使得大顺境内商业发展迅速，产生了不少有实力的大批发商、生产商。
这些人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社会地位和权力，因此紧紧地与大顺军阀结合在一起，并且资助新儒家思想，打击传统士绅的势力，让这个国家更好地适应自己的行为模式。他们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在大顺这个政权内部，学习八股文大概是没啥前途的，开科取士的开始内容也很多样化（怪不得应考者寥寥……），因此为了子孙后代计，还是不要让那些读书人彻底掌权了，否则自己决计没有现在这么高的地位。要知道，就连大顺的将军们，在找自己商量提供粮食、军械、被服的时候，也是有商有量的，完全不似那些读书人们高高在上的感觉。因此，对于任何与传统儒家学说产生冲突的思想，他们都有资助的本能，对于社会秩序的改造，他们也有模模糊糊的想法，并且一些聪明人在通读不少东岸书籍后，已经开始默默付诸实施了，也算是异数了。
所以，在顺国这么一个各种机缘巧合碰撞后产生的国度内，迥异于南明和清国的社会秩序在一些大型商业城市内慢慢产生了，然后开始向小城市和乡村渗透。这个渗透的过程注定是缓慢和痛苦的，但目前看来同样是不可逆的，姜云帆研读材料时就很有兴趣地想知道，这种社会的移风易俗到底会进行到哪一步，才会引来传统势力的大反扑。他不认为传统士绅现在就束手就擒了，事实上他们的力量还很强大，控制的人口也更多，只不过在商业城市内相对较为势弱罢了。相信一旦顺国上层改弦更张，更加青睐中国传统主流文化的话，相信这些士绅很快就可以打败城市里的那些“兴风作浪”的大商人，这毫无疑问。
姜云帆及一干随从没在码头上多逗留，事实上像他们这种穿着衬衫、长裤，戴着礼帽，剃着短发的外来人，从来都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也很容易受到一些自认为受到了伤害的传统中国人的痛骂、指责乃至袭击。不过幸好巴陵县和岳州府方面知道厉害，提前派了衙役在码头上迎候，接到后边迅速带到了府衙内，安排住宿。
姜云帆等人客随主便，没有提出什么异议。不过他们却也没在岳州府待多久，只歇息了一日，第三天（1681年10月3日）便在一队顺国骑兵的护卫下，走陆路朝长沙而去。而仿佛是为了体现自己的重视似的，顺国皇帝李来亨还派了一位特使从长沙星夜出发，于半途和他们汇合，并在路上就与姜云帆等人攀谈了起来。
姜云帆随便聊了几句，只说自己是华夏东岸共和国特使，前往长沙与顺国皇帝商谈一些合作事宜，比如军械和战马的出售、比如工业品的输入、比如药材和粮食的采购、比如顺国开放自己金融市场等等。姜云帆一边说一边注意观察顺国特使的表情，当他说到最后一条时，发现特使的脸色仍然没什么变化，心里就有了猜测，不知道这特使是不懂其中的利害呢，还是觉得这样也可以。不过这一切也都无所谓了，当他抵达长沙面见李来亨之后，再当面提出这个要求，看他答应不答应。
数日后，一行人终于抵达了长沙，大顺的都城。长沙的格局，说实话与多年前相比，变化不是很大。不过，“硬件”变化不大，“软件”方面的变化着实不小！姜云帆等人一路上走马观花，发现这里的商业极为发达，不但衍生出了各类专业市场，同时也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许多行会组织，如盐行、茶行、粮行、油行、药材行、布行、棉行等等。
姜云帆隐约听说过这些组织，知道其势力庞大、管理严苛、善于经营，与宁波的部分商品存在同质化的竞争，近几年来一直饱受很多宁波商人的诟病——现在的宁波商人集团（他们自称为商帮），已经越来越不满足于地方政府组织的与海外商人的贸易，他们现在所思所想的，是如何把自己生产出来的商品，更多地卖到中国大陆内地去。特别是与清国议和已经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