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增加国内市场的购买力。
二是降低土地的收益，从而让资本自发向工商业转移。
这是符合资本逐利性本质的，也是治标治本的。
但大顺做不到。
要么政府官办。
但政府官办，以大顺的封建王朝的组织能力，也就能办一些重工。
比如军工、造船、钢铁，当然这个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科学院已经搞出了蒸汽机。
要么，再就是靠先知，靠后世的见识，把握时代的命脉，找到利润率极高的新兴产业。
不说和囤地买地的回报率一样——除非这先知掌握了炼金术，否则鼎盛时候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投资回报率也就和在大顺买地收地租差不多——但至少不能太低，如此才能吸引民间资本。
而且这种产业，还不能与民争利，还不能危机到大顺的小农经济，这是大顺的统治基础。
所以只能去外部找市场。
也所以，组建南洋贸易公司，以垄断对抗垄断、以舰队对抗舰队，这就至关重要。
拿到了海上贸易的主动权、拿到了欧美市场，一些新兴产业的利润也会上升。反过来又能促进资本流向工商业。
而这种对外贸易，又注定了彻底官办就是死路一条。彻底官办的结果，只能是趋于保守，甚至逐渐萎缩退化成闭关锁国的十三行模式。
而且其中的巨大开销，不把民间资本拉进来，就大顺这垃圾到极点的税收能力；这眼瞅着就被连印度都没有、远不是日不落的英国的国库岁入超越的基层控制力和财政体制，根本玩不起官办的七海争霸。
这就落回了今日宴会的主题。
投资回报率。
南洋问题，军事层面从来不是问题。
经此一战后，刘钰非常肯定自己之前有点过高地估计了敌人，实际上大顺不需要猛造一堆战列舰，也一样可以拿下南洋。
军事层面的问题，就像是切豆腐一样简单。
真正如愚公所面对的两座大山一般的难题，是下南洋之后的政治、贸易、经济问题。
所有觉得下南洋、开口岸、搞贸易，就能让天朝瞬间强大、开化、日后便是第一强国、子孙吃香的喝辣的的人的思维，和满清酋长搞十三行的思维模式本质上是一样的。
区别无非就是一个在广东开门、一个在马六甲开门。都是等着人家上门提货，就多出来点香料的几百万两收入而已。
很简单的道理，拿茶叶举例：影响中国茶叶出口贸易额的，不在于一口通商还是五口通商，而在于伦敦的茶叶专营垄断交易所；在于伦敦议会的高额茶叶进口税；在于法国的本国替代优先、国家工业主义政策下的鼓励本国殖民地咖啡；在于荷兰瑞典丹麦的走私贩子能不能躲开英国舰队在北美的缉私巡航。
更不要说诸如英法的《棉布禁止令》、斯德哥尔摩这北极圈地区尝试养蚕、俄罗斯的西伯利亚丝织工厂、墨西哥桑蚕产业鼓励令等等这些奇葩且蛋疼的现实。
波士顿倾茶事件的本质，是福建的武夷红茶，终于从高关税清单上取消了。因为再不取消，东印度公司的“合法”茶叶，就要被走私贩子逼死了。“合法”渠道的茶叶便宜了，走私贩子没活路了，所以要倾茶。
这茶叶既不是锡兰茶、也不是印度茶，因为那一年英国还没偷到茶种呢，倾的就是福建武夷的红茶。
当时的高关税政策，使得茶叶市场已经饱和，只能降税来扩大市场。
在一个饱和的市场里，不去考虑市场的问题，却去考虑是供货商那边不自由贸易，单纯从商业逻辑来考虑，那也说不通。
刘钰极端反对满清的十三行和一口通商，故而极端反对下南洋和开放贸易就一劳永逸什么都解决了的想法。
因为这两者本质上就是一回事，是完全不懂现实世界经济逻辑的臆想。
大顺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