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和休谟争论的图克，坚定地站自由贸易，并且认为：
【假如对华贸易能够畅通无阻，取缔东印度公司的专利专营，并且全面取消中国货物的关税……我们有理由相信，自由贸易会强化英格兰的领导地位，并且让中国成为英国工业品的市场】
争论的时间，也就大约是这几年。
而休谟给图克的回复，意思非常明确：扯淡，英国现在根本不配自由贸易。
休谟拿出了数字，详尽的数字，来证明中国货物的质优价廉，以及中国的人均存银量低于欧洲使得中国的人力成本更低，所以一旦放开自由贸易，结果就是【我们所使用的一切都会是中国的】。
而这，还是休谟高估了中国的人均工资得出的结论——他推断的中国的工资，是月人均140便士，1.75两白银。
但实际上大部分都是家庭手工业，没这么高的工资。
相反，这恰恰是大约一个中等农民家庭的家庭月收入，而不是人均月收入。
他忘记换算两边白银以粮食计价的实际购买力差异了。
图克是个牧师出身，只会喊口号，既无数字、也不考察，就是在1747年嗷嗷叫地喊口号，觉得取消东印度公司、取消关税，一定会强化英格兰贸易在世界的领导地位。
总之，数据没看到一行，就得出了一句【总之我们有理由相信】。
休谟虽然数据有误，但最起码有数据。
休谟很痛苦地在给朋友奥斯华特的信中，提到了他和图克的争论，认为图克是个“对上帝慈爱深信不疑的善良的期待者”，但缺乏对数据的基本了解。
并认为，如果不是距离过远，就算不考虑双方手工业效率的差距，那也需要一直到中国的人均拥银量和英国一致，英国才有最基本的竞争力——即中国的人均工资水平和英国一致，月均人均工资4.5两白银。
但休谟考虑到中国的人口基数，又绝望地表示就算把此时欧洲的白银都送去，也难达成这种工资平衡。
这里面关于重商主义和自由贸易的争论，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点，也是一个困扰了休谟一生的经济学上的疑惑。
按照此时的自由贸易论观点，认为理想条件下，自由竞争会带来一种均衡优势。
比如说，英国的纺织业被中国纺织业打败了，那么，英国的资本就会自然流向英国竞争力比较强的方向上。
比如冶铁？比如纺麻？比如造船。非得干纺织啊？资本会自己配置的。
不可能说中国啥都行吧？
不可能说中国纺织业强，那冶铁也强吧？总会有个不适合的、竞争力不强、我们英国恰好合适的产业。
针对这个想法，有人当时反问了一个问题：
【如果荷兰的贸易中间人的角色被他国取代，长时间经营贸易和航运的荷兰，是否能找到新行业来替代呢】
当然，在自由贸易和重商主义的争论中，关键是“替代”。
而有趣的是，在此时大顺存在的这个现实下，关键是“他国”。
大顺取代了荷兰，做东西方的贸易中间人。
这个问题，实际上一直被当时的几个经济学大佬思考着。
到亚当·斯密时候，依旧没有忘记思考这个问题。
而亚当·斯密是这么评价对华贸易的：
【假若不是路途遥远，和极高的税率，中国的棉纺织品和其他商品，将压倒我们的】
【假如贸易不受限制地发展，那么英格兰的棉织品和丝织品都难与东方的精品竞争】
于是，问题出现了。
亚当·斯密是自由贸易理论的祖师爷级人物，但问题是他又是个民族主义者。
他鼓吹的时候，英国的生产力水平是高于欧洲其他国家的，所以他鼓吹自由贸易绝无问题。
但他真正了解到对华贸易的数据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