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顺的税收延续明制，穷的叮当响，一年收那几个子儿，一旦打仗、大灾，顷刻间国库见底。
这时候怎么办？
盐商作为“紧急财政”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
盐商“捐献报效”，就是大顺的“国债”。
扬州，就是大顺的“squaremile”。
盐引，就是大顺的“紧急国债”。
这是比平稳税收更重要的东西。
英国政府为什么能让东印度公司买紧急国债？因为垄断权，奥王继承之战开打前的600万两白银的紧急国债，是用二十年垄断权换的。
大顺为什么能让盐商“捐献报效”？因为垄断权，皇帝去江南转了一圈要修淮河，三百万两白银的报效，就是用盐政垄断换的——想干？捐钱。不捐钱？滚。
而且，大顺在盐政问题上一直维系这种政策，还有个重大的历史因素。
理论上，朝廷缺钱了，也可以加税。
但大顺有明末ptsd，所以对理论上百姓负担不至于完全承受不起的“辽饷”、“练饷”、“剿饷”可谓是“记忆犹新”。
太明白这种加税，一旦弄下去会变成什么样了。
英国可以收窗户税，大顺要是收窗户税能直接收出来一波大起义，上面收200万两，下面敢收出来2000万两。
所以，这种理论上的事，大顺不敢用。
既如此，加税不行、国债不能，那就只能保持盐政不变。
然而，伴随着松江府的商业崛起，皇帝的养猪政策，以及巨额的海外贸易，让皇帝看到了一个新的、可替代的“紧急财政”来源。
这里面，就有一个“盐政改革”一直没有实行的重要因素：
大臣们提出的盐政改革方案，所有方案，都能保证一件事：盐税不会比之前少。
但所有方案，都没解决一个问题：一旦发生紧急情况，改盐引为盐票，不再垄断，那么紧急财政需求谁来出？
看似盐商每年报效的也不是很多，平均下来，一年一二百万？
但关键就在于这个“紧急”、“平均”的区别。
今年无灾、不打仗，也用不着盐商报效，财政基本不缺钱。
一旦今年大灾，打仗，才需要报效捐献。
崇祯十三年的500万两白银，及得上每年多收50万收275年。
大臣们给出的方案都很好，也完美论证了各种好处，唯独就没说紧急财政的情况。
现在，刘钰把这个问题给悄么声地解决了。
海军一兴，解决了漕运的根本问题，海运难度从来不是问题，蒙元就能玩明白的东西；海上袭击风险和被切断南北联系导致财政崩盘中央集权崩溃，才是大问题。
外贸一兴，解决了盐政的根本问题，盐税从来不是问题，所有改革没有说废除盐税的，都在保证盐税不会少；紧急财政需求下的筹款，才是大问题。
外贸海商“当猪”圈在松江府。
他们可未必比盐商“穷”。
除了松江府猪圈里的猪外，还有前一阵齐国公从荷兰带回来的700万两白银。
大顺……借的起国债了！
刘钰明确告诉皇帝，这借来的钱，根本不用还本金。只要每年支付利息就行，只要那是支付利息，下回都能降到5%的利息。
应该说，至少三十年甚至五十年之内，欧洲的贷款利息，也就基本保持在5%上下的水平了。
这也得感谢20年的那场波及整个西欧、连续爆炸了两个泡沫经济危机。
虽然说，像郁金香泡沫一样，经济上的泡沫和炒作没啥太久的记性，但这时候“井绳”个三五十年还是不成问题的。
因着这两场泡沫爆炸带来的影响，应该说，三五十年之内，还没有能如同后世泡沫那样的投资，能够吸引和容纳足够的资本。
大顺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