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的话，他们就不会脱裤子放屁去找辉格党一起混，辉格党之于资产阶级而言，其存在的价值在于存在一个土地贵族的托利党，当托利党消失的时候，辉格党也会消失——所以，因为他们不够强大，城市工商业阶层宁可把希望寄托在一个力图成为克伦威尔式的人物上。
反过来，这些爱国者党，也清楚自己的力量源泉——既不是土地贵族，也不是德国汉诺威王室，而是城市工商业阶层。
刨除掉其中的大资本、以及金融街的那部分人，剩余的城市工商业阶层，其阶级属性决定了他们的狂热性、软弱性、以及对自身利益的捍卫的主动性。
约翰·莫当特，经历过詹金斯耳朵事件，明白爱国者党们所利用的那部分人的特性。
既明白他们的狂热，也清楚他们的软弱。
既然经历过詹金斯耳朵事件的舆论煽动——战争！全面的战争！否则就是卖国！——那么，这件事要煽动舆论的方向，就得是叫人潸然落泪的直布罗陀的守军的忠诚、英勇、坚守岗位。
这些守军在他的作文里的形象，越忠诚、越英勇、越在绝望中依旧坚守岗位。
那么，“坑死”他们的内阁、见死不救的国务大臣、领导战争失败的那些人，就越可恨、越该死。
而随后，战场上发生的一幕，给了约翰·莫当特，足够的灵感，以及足够的感触，妙笔生花、叫人身临其境。
…………
战场上，就像是某种宿命。
一百多年前，西班牙人在罗克鲁瓦战役的失败，宣告了西班牙时代的结束。
在一百多年前的罗克鲁瓦，西班牙人组成的最后的绝望方阵，被敌军包围，用大炮从四面八方轰开了方阵，最终变为一场破阵之后的屠杀。
此时此刻，竟如彼时彼刻。
穿插到地峡且攻取了英军营垒的战斗工兵，与大顺那边的守军主力，完成了对出击的2500名英军的合围。
两面是海。
是大顺和法国海军的炮舰占据了制海权的大海。
南面，是大顺在己方营地内的主力，从地峡的两翼向没有突破壕沟炮垒的英军包抄。
北面，是一个多营的、训练有素、拔堡迅速的精锐工兵。
2500多名英军，不得不在绝望中，结成了方阵，希望在后方的指挥官能够为他们争取到荣誉投降的机会。
这种时候，结方阵是绝对错误的。
但是，不结方阵，这仗也就没必要打了，绝望和军心尽失，再不结阵，那就是一场溃败和被人堵在地峡的屠杀。
残余的2000英军，组成了三个空心方阵，在那里一动不动地防御着大顺军队的进攻。
此时军心已经彻底散了，全靠平日里军官苦训和棍棒的记忆，维系着基本的阵型。
而大顺这边的指挥官，也如同一百多年前在罗克鲁瓦的法军一样，没有选择用步兵去冲方阵。
当然，大顺也没有正规骑兵在直布罗陀，自也不可能用骑兵去冲。
而是选择了和当年法国人一样的办法。
开始将大量的火炮，向前挪动，显然是准备近距离对准英军的方阵，用方阵的克星大炮，把方阵给彻底轰开。
被包围的英军，绝望地一动不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大顺的炮兵，将他们闪亮的、或者黑乎乎的大炮，一点点从炮垒中拖出来，向前推进。
这种宿命般的场面，给了约翰·莫当特极大的灵感、无尽的感触，他像是英国此时流行的那种比喻、宿命、和圣经融合的笔法，描绘出一幅叫英国人感同身受的悲壮场面。
很多时候，文化隔阂是不可逾越的。
英国人才知道，英国人看什么能感同身受。
正如非基督文化的国家，不可能看懂《五月花公约》里关于出埃及记、旷野之困、神之契约、应许之地、不可回头的隐喻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