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心因此德意志失去威望，这种左右为难的窘境，使得奥地利失去了两个公国问题上的外交主动权，而俾斯麦更是看准了这一点，取而代之。
俾斯麦对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问题的切身体会，因为早在1855年至1858年期间，他担任普鲁士驻法公使的时候，就曾同丹麦驻法代表在巴黎展开过激烈争论。
当时他曾经劝普鲁士政府明确第本着德意志民族的荣耀发表意见，但不要对丹麦采取行动，只要普鲁士在解决这个问题上得到明显的好处，但是当时俾斯麦的做法被英国警告了，英国要求普鲁士必须尊重《伦敦议定书》。
普鲁士政府畏于当时奥地利政府的不满，以及英国的国际地位，最终他妥协了。
吃一亏长一智！
不过俾斯麦从那开始，他展开技巧十足的自我控制，学会了依据国际法行事，引用方面作用，依靠《伦敦议定书》来，来杜绝其他各国干涉这个问题的口实。
他不是打着锋芒毕露的德意志民族zhuyi旗帜，而是以维护1852年的伦敦议定书名义，来反对丹麦这次吞并石勒苏益格的。
这种立场貌似保守，更似乎维护欧洲秩序，拥护国际法，实则是有利于堂而皇之的抵制英国法国和沙俄等国干涉，同时也有助于将一贯惧怕和反对民族运动，力保欧洲既有秩序的奥地利纳入普鲁士规划的政策框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