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营所制,众人
何为营田,简单地讲,就是由官府组织的一种低成本生产组织模式。其好处自不用提了,安置流民,恢复生产,在统一战争期间,各地的军、民屯为朝廷提供了海量的粮食与作战物资。
这一笔收入,让朝廷二十多年都割舍不下,虽然顺应时势发展,不断给营田户减轻负担,但扣扣索索,一直到开宝十年之后,营田制才真正、全面而彻底地废除。
而民屯虽然取消的,但军屯依旧延续了下来,在大汉诸边,都有以营田模式展开农牧劳作的情况。只不过,换了个名义,作为戍边、训练任务的一种,加之劳动强度大大减小,以及定期轮换,如此方没有乾祐末至开年初那般怨声载道,乃至屡次出现骚乱。
因此,边地军屯,依旧是诸边将士军需供应的重要补充,紧靠朝廷的粮饷调拨以及边地州县的微薄产出,成本还是太高昂。
说到底,营田制只是一种特殊背景、特定环境下的应急之策,长期为之必然滋生矛盾,产生问题。但在实行初期,在安置流民、恢复生产事务上有奇效,也往往用在破后而立的时候。
以安西如今面临的困境,刘旻想到通过营田来解决,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想要维持安西军民的日常供应,在外部支援难以依靠的情况下,挖掘自身,进行大生产、大开发活动,也是必然选择,只要农牧产出多了,问题依旧迎刃而解了。
按理说,以安西这样战后凋敝、亟待养息的现状,是比较适合搞屯田的,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安西的情况并不能按常理对待。
事实上,安西眼下,是基本没有实行营田制军民基础的。就拿军队来说,安西军队的构成,主要由西北边军、团练以及征召的诸胡部卒构成,而其中,除了胡人是为钱财卖命之外,余者更多是响应朝廷号召,铸剑为犁,开拓西域。
他们到安西来,一方面是为了获取功名富贵,另一方面则干脆是迫于军令,不敢违背。但不管是哪方面的原因,到安西来屯田放牧,绝不在他们地选项之内,因为他们大部分人,在国内都属于有产者,基本都有属于自己的田土房产,要种地,为何要选择留在安西?
早些年,刘旻也尝试过,那还是在龟兹之战结束,汉军横扫天山以南后,考虑到朝廷物资转运、军需供给之艰难,刘旻就尝试过让大军就地在允护水、托什干水流域屯田,当时就在军中引起了不小的怨言,随着对黑汗国战争的持续进行,最终也停罢了。
可以想见的是,倘若都督府再重提屯田,安西将士的态度大抵还是抗拒,甚至比当年要更激烈。封国之事已然定下,安西被分封出来,那是早晚的事,再加上朝廷停止西征诸政的消息已然传开,三万安西将士中,有多少人愿意留下来陪都督府在这里种田放牧,这显然是个未知数。
再从民的角度来说,不论胡汉,愿意从国内远迁到安西来,目标坦白地说就是为了利益,比在国内更多的好处。若依营田制,劳作所得大部分产出,都需要上缴官府,恰恰在于,没有多少人愿意留在安西给都督府打工。
如果注定要被剥削,在国内至少还有乡土、宗族,为什么要千里迢迢到安西来,吃饱了撑的?好不容易才招揽来了这些国民,都督府又怎么可能将之逼走。
而倘若维持当下宽松的、温良的税收水平,那只需保持现状即可,根本没有必要在搞什么集中屯田,那只会把碎叶、郭城地区已然初步形成的官民地税关系再度打乱。
因此,真正可以施行营田制的,反倒是那些案黑汗、萨曼降卒、遗民,作为二等人,他们注定了要被压榨。然而,又才定下对这些人的清洗计划,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搞营田,又如何组织?
当然,殿中的安西将领们自然不会去思考背后深层次的一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