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应泰此人历官精敏强毅，也算是个能臣，但用兵非其所长，所以在担任辽东经略后，他认为熊廷弼持法太严，便“以宽矫之，多所更易”，这样一来，官将再次开始吃起了兵血，士伍的训练强度也大大下降，于是辽东明军的战斗力再次低落了下来。
可袁应泰对此不闻不问，甚至对敌情也不作侦查，一厢情愿的提出“三路出师”，主动进攻后金的策略，并且毫无警惕的招降蒙古饥民，以至于当时就有人指出“收降过多，或阴为敌用，或敌杂间谍其中为内应，祸且莫测”。
但袁应泰坚持认为“我不急救，则彼必归敌，是益之兵也”。
说起来，袁应泰的这个判断并没有太多的问题，要知道明万历四十三（1615）年，努尔哈赤正式建立八旗制度时，后金方面已编有了蒙古牛录七十六个（每个牛录100~200人），并将部分蒙古人直接编入满洲牛录，分隶于满洲大臣下面。
所以，出于不让后金方面进一步征募蒙古牧民充当军伍的目的，袁应泰招降蒙古饥民的做法是不错的；但问题是，袁应泰无视下属关于蒙古饥民可能已经为后金所用的提醒，把收降而来的蒙古人“处之辽沈二城，优其月廪，与民杂居”，这样就为接下来辽沈失陷预埋了隐患。
天启元年二月，努尔哈赤率八旗并攻陷了作为沈阳屏障的奉集堡和虎皮驿，随后又进逼沈阳城下；沈阳是明朝在辽东的军事重镇，一向布置有重兵把守，此时由总兵贺世贤与尤世功驻扎，对外号称“坚城”。
只是兵法上对于守城一向有不能死守孤城的说法，贺世贤便带兵出城试图与沈阳城池形成掎角之势，但努尔哈赤随即重点进攻出城的贺世贤部，贺世贤很快遭到了致命的打击，濒于崩溃。
见势不妙的尤世功立刻率部出城援救贺世贤所部，但尤世功前脚刚刚出城，沈阳城内那些被袁应泰收留的蒙古人便发生了叛乱，并充当起了后金军的内应。
在内外夹击中，沈阳城首先陷落，随后被截断后路的尤世功军和贺世贤部都发生了崩溃，尤世功和贺世贤虽然依旧继续率着家丁奋战，但此时已经没有回天之力了，随后两将先后战死，沈阳便彻底落入了后金军的手中。
从辽阳出发去救援沈阳的童仲揆、陈策各部在行进至浑河边时得到了沈阳陷落的消息，一众援军将领激愤异常，便决定渡河收复沈阳。
随即，游击周敦吉及石砫都司秦邦屏率领的白杆兵（川军）首先架设浮桥渡过浑河，而童仲揆、陈策、戚金率领的浙军（戚家军）则在桥南呼应。
但周敦吉所部在刚刚渡河成功，后金军就从四面八方围了上来，与川军展开了死战。
周敦吉及秦邦屏奋勇迎击“败白标兵、又败黄标兵，击斩落马者二三千人，却而复前，如是再三”，直到日近中午，明军“饥疲无后继”，而被后金军以优势兵力击败。
川军虽然死伤累累，但残余军将官兵退回南岸后，与浙军汇合继续死战。
此后川军残部和浙军一起，与后金军奋战良久，“后金兵追围之数重，浙兵用火器据战，击死甚众，后火器用尽，复接战良久乃败”。
是役，童仲揆以下参战的川军、浙军将领官兵全数壮烈牺牲，用热血写下了一曲悲歌。
然而，令人作呕的是，就在川军与浙军拼死战场的时候，距离战场不远处，就有一只数万人的明军在总兵官朱万良、姜弼的统帅下坐观不前，然后等到川军和浙军败亡的消息传来，这支由辽东将门统帅的明军便不战自溃，一路丢盔卸甲的逃回了辽阳。
若是熊廷弼还是辽东经略，朱、姜这种见死不救、不战而退的行为早就被拉出去砍头了，但“宽厚”的袁应泰却被两人的花言巧语所迷惑，依旧让两人统帅所部，坚守辽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