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一文中说道：“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由此可以看出，司马迁将韩非和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孙膑、吕不韦等人在地位上相提并论，证明他的成就也是很高的；同时也说明，如同韩非这样的贤人，需得历经磨难才终成正果。
韩非是韩国新郑人，也算得上是韩国王室的诸位公子之一。他和李斯一道，曾在荀子的门下求学，只不过李斯学的是帝王之术，而韩非却精于“刑名法术之学”。韩非有着深刻的思想、激扬的文采、赤诚的心灵、厚重的学识，这些都是李斯望尘莫及的。如果李斯算得上是不世出的人才，那么韩非只能用奇才来形容了。
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雄才大略的韩非也有自己的缺陷——口吃。这种缺陷放在一般人身上，已经是处处受气；到了韩非这里，则是到处不得志。空有汪洋恣肆的才华和让人叹为观止的谋略，却只能够留诸笔端，不可以口传身教，是韩非的悲哀。世上有许多庸俗不堪、眼光浑浊者，并没有认识到韩非的才华，自然不会认识到其文采斐然下思想的深邃、智计的高绝。
当时，韩国处于魏国、赵国和秦国的包围之中，可谓在夹缝中求生存。韩国虽和魏国联合，却仍被秦将白起打得大败。之后韩国便一蹶不振，眼下已经是日薄西山，苟延残喘。其实秦国要灭掉韩国不费吹飞之力，只是秦国认为时机未到，还在蓄积力量以待时变。
无论韩国是如何积贫积弱，都是韩非挚爱的国家。韩非怀着一腔报国之志，投身到荀卿的门下学习，又怀着满腔的报国之心，在学业尚未完成时便回到了韩国。世人只知道，李斯对韩非非常的佩服，殊不知，韩非对李斯也有非一般的担忧。特别是听闻李斯去秦国后，韩非第一时间返回了韩国，因为他担心李斯主张首先灭掉的国家是韩。
只可惜，韩王对韩国的政局并不甚关心，或者已经是力不从心。韩非多次上书要求革除韩国积贫积弱的弊端，改革求强，变法图存，韩王不予理会。其实，韩非和韩王都知道，秦国统一天下已经是大势所趋，韩国即使变法而强，也不过是图一时之用，不可一世受用。韩非此举，无异于是逆天而行。
更让人遗憾的是，每次韩王让韩非说出自己的思想和道理时，韩非总是支支吾吾，说不清自己的真正想法。韩非的口吃和不善言辞在很大程度上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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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了他的仕途，也影响了他的自尊和人格魅力的散发，更影响了整个韩国乃至天下对韩非的认识。如此一来，很多事情便发生了改变。韩非对于世俗的险恶和人心的难测，开始认真地思考；对于韩国的前途、自己的仕途也开始重新思量。思考过后，韩非得出这样的结论：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无奈的他只好转向学术研究，将胸中纵横捭阖的韬略一一写在书上。
今天还可以看到的是《五蠹》、《内外储》、《说林》、《孤愤》、《说难》等55篇文章，其都收录在《韩非子》一书中，洋洋洒洒10万余言。
由于韩非的著作一大部分都是讲阴谋阳谋的，因此古人将其定义为阴谋学家。但是后世对《韩非子》进行全面的总结后发现，其中的法、术和势才是最关键的，所以最终将韩非定义为法家的集大成者，同时也认为韩非是战国末期带有唯物主义色彩的哲学家。
韩非之法，将商鞅之“法”、申不害的“术”以及慎到之“势”有机地结合起来。韩非在荀卿处求学之时，便极力推崇商鞅和申不害二人的学说，同时还创造性地指出：申、商之学说也不是尽善尽美的，其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