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们的报纸出来了，头版头条赫然刊发了我的采写文章《谁给的权利？》。
中午的时候，负责发行的刘小军告诉我，这期的报纸销量很好，好几个报摊已经打电话说，快要卖完了，要求我们再送几十份报纸。
但意外的是，我这次却没有受到表扬，反而引起了报社领导的担忧。
当天晚上，伊总编和方亮副总编把我叫到办公室交流。
伊总编说：“广告部反映，我们这篇报道伤及了我们的广告客户。客户已经来电话表示要中断广告合同了。”
但据我所知，我们的报社原本是没有广告部的，所谓的广告部，其实就是两个兼职的人员在给我们拉赞助，而且，我到报社这么久，也从来没见过这两个负责广告的人，报社每次开会也从来没有他们参加。
方亮副总编说：“这是我们的疏忽，不能全怪你。好在，这篇采访文章报道的并不是我们的直接广告客户，而是间接的关系。既然对方有了意见，我们肯定得注意。我们正在考虑如何补救。”
我说：“我是搞新闻的，我如实采访报道没有错呀，不需要什么补救的呀。”
伊总编说：“你没错，你的做法是对的，这必须首先肯定！但我们不是官方报纸，我们必须自筹资金，必须依靠广告支持。所以说，广告客户是不能得罪的。”
方亮副总编说：“对方也说了，我们的报纸一出来，所报道的事件就已经引起了相关部门的关注，他们正在积极处理解决这件事。然后给我们报社一个结果，希望我们能再写一篇后续报道，重点报道他们的处理态度和处理结果，包括厂方对打人的保安进行处理以及对受害者的关怀和补偿等。”
我说：“这没问题，我们报道的目的就是要为弱势群体声张正义，既然厂方有了态度，而且表示会处理好这个问题，我们当然可以再做一个后续报道啊！”
伊总编说：“从这个问题反映出了另一个问题，我们今后的新闻采访尽量不要与我们的广告客户发生碰撞，免得生是非。”
我说：“既然这样，那就得让负责广告的人多跟我交流沟通，否则，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碰撞了谁。”
伊总编说：“你说的对，但今天负责广告的人没有来，改天吧，把他们约过来，跟你好好沟通一下，免得此类问题再次发生。”
两天后，在伊总编和方亮副总编的主持下，两位负责广告的人把最近的一些广告客户信息与我共享了。
玻璃厂那边对保安殴打员工的事件也处理完毕，提出邀请报社派记者前去采访。
报社当然首先考虑的是让我去，并调配谢燕配合我一同前往采访。
这次接待我们的，仍然是那个助理，但副厂长和厂长也都亲自出面了。
根据他们的介绍，因为受害员工的伤势并不严重，打人者不构成刑事犯罪，法律也没法追究。工厂内部作出了决定，对三名参与打人的保安进行了每人三千元的罚款并开除出厂。工厂负担了受害人的全部医疗费用以及误工费，罚款所得的九千元全部拿来作为精神损失费赔偿给了受害者，并特别批准受害者带薪休息一个月。
厂长亲自把三名保安的罚款收据和受害者的领款签字展示给我们看，同时还给我们看了厂里对三名保安的处理决定。
我们提出要采访受害者，厂长当即表示没问题，并安排副厂长和那个助理积极配合安排。
我们来到受害者所住的员工宿舍，看见受害者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胳膊上还缠着绷带，脸上的伤疤也还依稀可见。
我问他：“伤势怎样？严重不？”
小伙子说：“脸上和身上都是些皮外伤，估计过几天就会好了。只是右胳膊抬不起来，医生说是中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