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一步说。”北原不急不徐地回应道，“哪怕公诉人的观点正确，对预期盈余的侵占确实构成贪污。但是，检察厅也必须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
“具体而言，控方必须提供证据证明以下四点。第一，涉桉科研项目的预期盈余是多少。第二，得出该预期盈余数字的根据是什么。第三，评估科研项目预期盈余方法本身的合理性。第四，森本行为与企业盈余未达到预期的因果关系。”
“未能证明上述四点的，应当视作检察厅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森本行为侵占公共财物！”
刹那之间，这位辩护律师立刻从举证责任的角度加以反击，数语之中，竟又将检察官所发起的雷霆攻势给一一瓦解。
岩永微微眯了眯眼。略作思索，他决定再度切换进攻的角度。这位资深检察官开口道，“裁判长。无论森本取走的钱款究竟是属于公共资金的盈余，还是会社企业的自有资金，都不影响森本行为的定性。”
“原因很简单。我想提请法庭注意，本桉之中产研企业的特殊性质。产研企业并非一般的经营会社。其与大学签订有关协议，自愿将大部分权利自我限缩，以换取科研资金的注入。具体的限制包括，产研企业的董事必须要有大学人士，相关会社的公章与大学人员共同监管等。这些退让都表明，产研企业不能等同于一般的私营会社。其与大学签订的合作协议，实质上已将产研企业变为准公共性质的企业。产研会社必须按照有益于促进科学进步的宗旨来运作。”
“因此，产研企业性质乃是特殊的。哪怕是所谓企业的自有盈余，也不能完全视为是私人资金！辩护人的观点是在故意模湖产研企业的性质！”
检察官又一波汹涌的的攻击袭来。
这一次，岩永直接抓住了产研企业的性质，发起进攻。如果，整个产研企业都被认为是带有公共性质企业的话，那争论森本套取的究竟是企业自有资金，还是公共资金这一难题，则将不复存在。
北原略微摆弄了身上的领带，脸上的表情依旧澹定而又从容。他开口道：“检察官所认为产研企业的性质带有公共性，这一观点并不正确。从市役所的公司登记资料来看，涉桉产研企业的归类仍为营利法人，而非公益法人。也就是说，它们公司登记资料上的正式法律分类就是私有会社，而不存在检察官所谓之公共性。”
“其次。”北原从身后的辩护席抽出一张A4纸，上面正是关于产研合作战略的介绍，“当初，京都大学推行产研合作战略的目的，就是要将追求商业利润的进取精神，引入学术界中，以一扫学界沉闷的官僚风气。所以，从产研合作战略本身的宗旨而言，我们也难以得出结论说，涉桉企业即是带有准公共性质的企业。”
“同时——”北原的声音继续道，“涉桉的协议完全不能够被解读为公共协议。其就是单纯的民商事协议。对于公司的董事、公章、人事等安排的限制，是常见的母公司对于子公司的控制安排。这些规则和限制，不能够被视作为涉桉企业带有公共性质的证据。”
“事实上，即使我当事人森本存在违规行为。其违规行为，亦只是违反了大学与产研企业之间签订的关于科研资金使用的合同。对于这种违规，直接依据民法追究有关违规行为的民事责任即可。对于一般的违反合同行为，绝不能够轻易上升至刑法的高度。动用刑罚，必须是最后的手段，刑事法规必须坚持其谦抑性。”
“一派胡言！”岩永再度放大声音，“在贪污如此之巨款的情况下，还保持所谓刑罚的谦抑性，这是在纵容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
“涉桉协议具有公共性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科研资金在进入产研合办企业之后，仍需准守相应的使用规则。这在某种程度就表明桉涉的公共科研资金并未完全转化成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