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看到得意非凡的秦方权开出的条件甚至较原先更为苛刻：社内设主任制，由他担任。编辑、书记、会计等职一律由选举制改为主任委派，必要时甚至可以由主任自己兼任。出乎所有关注此事的人士意外，这场斗争后来以社内同人屈服，秦方权踌躇满志重返盟主宝座而告结束。
那么，又何以如此? 问题又究竟出在哪里呢? 谁也无法定论。一种说法是当时泰南社高层大多身羁要务，余者或嗜酒如命，或醉心著述不暇他顾。就拿我们熟悉的胡子瑞与陈平南来说，一个是泰国经济会江苏分会的会长，一个在曼谷身兼两家报纸《科铎日报》《平民日报》的主编，只有秦是空闲之身，有条件将时间精力集中用于社务。另外，以每年数集的速度出版的社刊，在经济上也是一笔不小的花费，而秦家厚实的家底应该可以从容应付其中的主要开销。这一点在当时情况下估计也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总之，真正的问题也许并不在于秦的霸道与咄咄逼人，而在于我们怎样来正确对待和认识。那些熟悉他了解他的朋友可能会说，这没什么好奇怪的，因为秦方权一向就是这么个人，“善怒能狂”，“唯我独尊”。而后来的各类历史读物之所以乐于将他定位于著名民主斗士，多半是因为政治上的急功近利或某种短视——比如秦方权一生中与塔万的恩怨龃龉，以及对内外政策的不满等等。这就是为什么，在那间大在北京，当他突然以自己的惯用武器——他有名的牢骚——来向塔万叫板时，泰国和他们相熟的很多朋友都要为此感到震惊和愤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