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上午也上工了么?”
生产小队的记工员贺祥新像往常一样,左手拿着个大厚本本横靠在胸前,右手拿支钢笔,在社员们上工的地里,挨个儿用拿笔的手,指点着身边的社员,一个个微笑着问。
“我是一天工”。社员“张倔头”立即响亮地答道。于是,这位二十多岁的记工员贺祥新,便在大厚本本上写有张复山名字的一栏里,记下了工分数字:10。
“我看记工员的活很轻松哩,算个基本脱产的社员。能干上这岗位,是不是因他脚疾走路有点跛,队长照顾他呢?”艾华问王吉兴。
“是的,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呢,他父亲孟繁富忠厚能干,对他家高看一眼,也是重要原因。”吉兴说。
“他干小队记工员几年了呢?”艾华问。
“好像已4年多了吧。”吉兴说。
“这可是一个重要岗位。虽轻松些,但不能出现差错,若漏记或错记谁一天的工分,社员们不是白干了?”艾华说。
“他还算是个细心人,这几年来,没社员找出过他的差错。”吉兴说:“他每天上午,在家里将头一天社员的出工情况进行整理,下午将近收工时,来到社员不同上工的地方,去实地记下每人的工分。有时社员干活的地方分散,他要跑几里路,甚至翻山岭,也要赶去实地记下了。一个蹆脚不好的人,不容易。”
“这我知道,他工作量不小。每到月底, 他还将我的《工分本》收过去,过几天又交给我手里。”艾华说。
“他那是把平时记录在大本本上的劳动工分数据,分别填写在各个社员的小本本上,再发给大家,让社员个人核实、保存。使社员对自己的上工分数心里有数。”吉兴说,“但是,一年到头,他哪儿也去不了。轻松的活里,也有他的难处。”
社员手里小小的《工分手册》,还没巴掌大,草黄色,印刷粗糙,封面上几个字为红色楷体,除了“工分手册”四个大字之外,再就是某某生产大队,某某生产小队,和197X年X月X日了。
小本本背后印着“注意事项”,注明记录工分的详细规则。
自从艾华他们知青成为一个地道的社员之后,每人也有了一本《工分手册》,享受到一个农村劳动者应有的一切待遇。
队里男棒劳力日工10分,妇女日工8分。艾华他们这些知青插队的第一年,给他们定的是每天6分,不论男的,还是女的,一律平等。
知青们无论从技术到力气,无法与当地劳动力相比,给6分也是恰当的。第二年提高到7分,第三年8分。以后往上提升就少了,直到离开生产队,他们最高日工分为9.5分,从未能拿到过10分的报酬。
即使是这样,艾华知道,他们的劳动,值不了这么多工分。不会耙田,不会犁地,不会撒种子,不会打草腰子(捆田里稻谷用的绳),还不能挑一百五六十斤重的稻谷捆子,顺长梯登上高高垛子去等等。但作为知青,农民认为,他们是上头派下来的,这些孩子们,能与我们社员一起下地,就不错了。
知青们有自己的菜园,加上年终每人从队里分得了些现金,大伙儿平摊出钱来,用于买油、蛋、肉什么的,日子还算过得去。
随着时光一年年流逝,知青菜园虽然作为学校师生们社会劳动实践基地,高年级的学生轮流过来干些活,但一到假期,就没有了这些帮助,加上艾华他们长期劳动也累了,以及相互间交往的增加,兴趣的转移,慢慢对菜园疏于管理,吃菜只能勉强维持。
种菜的质量决定着知青们的生活质量。
涉世方知艰难。艾华也失去了对《归园田居》的兴趣,知道现实与书本相差甚远,浪漫只是文人们在诗词里的感受。填不饱肚子,将这些诵读得再熟,也毫无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