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使得明朝文化空前繁荣，百家争鸣，更从此开始。 夏元吉在“永乐时代”最重要的作用，其实是和“永乐时代”的一系列“大功业”紧密相连的，比如造宝船下西洋；修建武当山“道教祖庭”；征服东北与西南；编修《永乐大典》；4次南征安南（越南）且每次动兵30万；5次发兵北征蒙古，平均每次动兵50万；经济花费都是天文数字，没有雄厚的财力，根本就玩不转！
对比前朝、后世，号称“丰庶”的隋朝炀帝时代、后人赞为“富宋”的北宋徽宗时代、累积“十全武功”的朝清乾隆时代，上述的“大动作”仅进行了一、两样，便足以招致国库空虚和苛捐杂税丛生，使得百姓负担激增，以至于变乱四起，天下动荡了。但永乐时代，虽说难免劳苦百姓，却终能将这些“大动作”逐一完成。
再算上修建北方“边墙”即“万里长城”，则更是一笔巨大开销，个中奥妙，正在于夏元吉的“理财之能”。
清朝历史学家赵翼曾赞叹说：“历朝论理财能者，唯桑弘羊、夏元吉二人也！”居然将明朝“大账房”夏元吉与西汉“大司农”桑弘羊相比，评价可谓甚高。
其实，夏元吉之所以能顺利解决这些问题，在于他高人一等的经济眼光。在朱棣的历次“大动作”中，不断有人提议用增加赋税的办法解决筹款问题，每次夏元吉都坚决反对，因为这是“涸泽而渔”。他的诀窍可以概括成一句话：“裁冗食，平赋役，严盐法，钱钞之禁，清仓场，广屯种，以给边庶民，且便商贾。” 这些方法中，“裁冗食”最难办，其内容涉及到“机构精简”，减少皇室开支用度，甚至限制朱棣本人日常花费等问题。但夏元吉知难而上，于永乐四年，借筹措下西洋经费为由，请旨裁减中央到地方闲散衙门200个，分流近千人。朱棣每年给诸诸多皇子、藩王的赏赐，也经其谏劝，从而每年俭省了近三分之一。
朝廷禁军经其核算后，淘汰了大量老弱残兵，却建成了兵少而战力精的“三大营”。这一件件事情都是“得罪人”的，曾有人向夏元吉贿赂以图“方便”，但他将众人贿赂之物尽数挂在家中屋檐下，以表清廉之意。
接着流言四起，不断有人在朱棣面前进谗言，诽谤夏元吉狐假虎威，沽名钓誉，误国误民等等。好在明成祖朱棣对夏元吉信任有加，并多次告诫群臣：“构陷夏元吉者，处重罪。” 这才使诬陷风伯逐渐平息。
其他几条政策同时施行。比如，“平赋役”即增加对富户阶层的税收，同时减免贫民阶层税收，其实就是动用行政手段缩小贫富差距，泯灭仇富心理。同时，夏元吉还允许乡民在不得已时，也可出钱代劳役。
“清仓场”即清理各地仓库和废弃的官营手工作坊，严查贪污腐败，每遇贪墨要案时，他便亲自核算，屡屡揭穿贪官伎俩后移交“三法司”，按照《大明律》法办，该抄家的抄家，该发配的发配，甚至砍头！
“广屯种”即招募内地无地“流氓”去边塞耕种落户。这不是朱元璋时代的“强制迁移”，而是国家出台“优惠”政策，用免税和经济补助来吸引农民前去落户，结果愣是让“九边重镇”各地22年来“户口增倍”，大大有利于“明长城”一线的国防安全建设，给朝廷减轻压力。而最早从内地“闯关东”的人，也恰出现在这一时期。
其中最关键也最难办的是两样——“严盐法”和“钱钞之禁”。所谓“严盐法”是对“洪武朝”时杨思义倡导的“开中法”的再调整。“开中法”是明清政府实行的以盐、茶为中介，召募商人输纳军粮、马匹等物资的方法。
自洪武年间实施以来，对巩固国防，加强边地防务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到了“永乐时期”，情形大变。
自永乐八年(西元1410年)起，明成祖朱棣开始主动出击，先后5次大规模对蒙古各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