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兵，虽捷报频传，但每次出师都在30万人以上，加“下西洋”、“开运河”、“通西域”等大动作同时进行，使财用捉襟见肘。
无奈之下，夏元吉开启“跳跃性思维”，变“开中法”为“严盐法”，即由每年的商人向“九边重镇”输粮食、军械、马匹以换取“盐引”，变为商人仅向北征蒙古的“出发地”集中输送粮食、军械、马匹来换“盐引”罢了。
这小小的调整，虽减少了“九边”其他“边镇”的收入，却保证国家可以短时间内集中大量钱粮，打好北征蒙古草原之战。后来，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时，夏元吉故伎重演，顿时解决了大明王朝迁都的经济难题。
虽说这是“权宜之计”，可毕竟解决了实际问题。其实，“钱钞之禁”是朱元璋时代的“历史遗留问题”。洪武时代，朱元璋发行纸币，即“洪武宝钞”，但当时明朝发行纸币并无“准备金”，导致纸币贬值，物价飞涨。
永乐时期虽出台禁令，严禁民间金银交易，但老百姓依然对“宝钞”采取抵制态度，具体方法是每到用纸币交易时，就故意哄抬物价，每到用铜钱交易时，便恢复常价，虽时常重惩，却屡禁不止，以至于曾一度出现“纸不如铜”的尴尬局面。这也是元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即元朝统治者滥发纸币造成信用危机！
夏元吉反对用强，对症下药，一方面紧缩银根，保障“宝钞”信誉，另一面让纸币面额所代表的“价格”同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食盐挂钩，以维持“宝钞”经济价值稳定，不会轻易贬值，类似后世的“石油美元”。
这种“穿越时空”的“经济手段”确实管用，不久后的物价也渐趋稳定，使得国家财政日益平稳。而身为“大账房”的夏元吉，又面临着国家每年“花费如流水”的情景，自然养成了夏元吉“用度谨慎”的性格特点来。
每年岁末朝会，夏元吉都会“谏阻奢靡事百件”，甚至包括宫廷开支和藩王用度等。连“永乐时代”的各式“大活动”，如接待外国使节、修筑河道、“边墙”，乃至练兵设防等样样用款，但凡由他负责，皆小心百倍，认真核算，能省则省。为此，他时常与兵部、户部等部门的官员发生争执，由此得了一个绰号“夏刺头”。
所谓“刺头”，在当时民间方言里，就是“小气鬼”的意思。这次，“刺头”夏元吉也终于刺得明成祖朱棣龙颜大怒。永乐十九年(西元1421年)，朱棣欲发动第三次北征蒙古草原，并一举平灭鞑靼太师阿鲁台所部。
深感国家财政日益吃紧的夏元吉却看不下去并竭力阻止，于是触怒朱棣。加上一直深恨夏元吉的国公张辅以及汉王朱高煦的争相挑拨，终于使夏元吉被解除职务，并由厂卫特务机关送到“内宫监”长期关押。
幸好深知其才的太子朱高炽从中调解，方才保住了其性命。在抄其家的时候，家中仅布衣和瓦器。朱棣闻之感叹：“果然刺头也。”而北征的结果，也不幸被夏元吉所言中，蒙古人望风而逃，明军无功而返。
然而，明成祖朱棣连续发动远征，“严盐法”渐被滥用破坏，而国家财税也捉襟见肘，使得国库空虚。当然了，明朝骑兵远没有汉唐骑兵多，全是靠大规模发动步兵与“神机营”去草原上示威，结果不然而喻。
从夏元吉下狱的永乐十九年(西元1421年)至朱棣病逝于第五次北征归途的永乐二十二年(西元1424年)，仅大米的价格，就从1石1贯“宝钞”，飙升到了1石50贯宝钞！也就是说，明朝国内通货膨胀了至少50倍！
朱棣病逝后，明仁宗朱高炽登基，赦夏元吉出狱并官复原职，首任要务还是解决这“通货膨胀”问题。
夏元吉殚精竭虑，再改“严盐法”，允许商人用宝钞直接换盐引，规定以300贯换1引，并继续对皇帝“刺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