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孙天远的见解中，大宋不抑制土地兼并，这恰好是大宋兴盛的原因。
因为宋朝不像明朝那样，把百姓分成什么民户、军户、匠户，百姓一出生就被决定职业和命运，并且还不允许百姓流动，哪怕探亲都得先申请“路引”。
大宋的理念是，你没钱你就卖房卖地，然后你去学手艺，你去外地打工，等有钱了你再把房子和地买回来。
这样做的好处在于，人口流动，阶层不会完全固化，百姓的命运在一定程度上由自己掌控。
经商者可以轻松招募到工人，扩大自己的商业规模。
同时大量的土地集中在地主手里，地主也能用更高效的方式耕种土地，让土地产量提升。
这样的理念不能说全对，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大宋确实靠着这样的方式，在前中期实现了经济强盛，粮食产量提升。
现在裴凌唯一好奇的就是，为何大宋会沦落到今天这样的局面。
孙天远说这一切都怪范仲淹和王安石，裴凌倒是有兴趣听听他为什么会这样认为。
“范希文沽名钓誉，国之大贼！大宋国运若有十成，其五成毁于范希文！”
孙天远咬牙切齿地骂了范仲淹一番后，当即又将杯中酒一饮而尽。
“想当初范希文给仁宗皇帝上书《答手诏条陈十事》，其中最毁大宋基业的一事，便是‘均公田’……”
孙天远条理清晰地讲述起来。
大宋开国时的制度是官员不得经商，不得圈占田地。
就算朝廷给官员分配公田，用来提升官员的待遇，那也是诸多限制，就是为了防止官员参与兼并土地。
因为官员和地主不同，地主买地要给地钱，聘请佃农种地要给工钱。
但是官员却可以凭借手中的权力，强行霸占百姓的田地，强迫百姓给他们种地。
范仲淹提出“高薪养廉”的想法，大幅度提升官员本就极高的待遇，还给每个官员根据职务高低分配土地。
这一下瞬间撕开了官员不得圈占田地的口子。
比如朝廷规定一个县令可以有十亩公田，那这个县令真的就只占十亩公田吗？
只要口子打开了，接踵而来的就是各种借口的土地圈占。
百姓被强行占了土地后，就会变成真正一无所有的流民，流民活不下去就要造反。
造反的流民多了，朝廷就得募兵，于是大宋开始财政空耗，慢慢积贫积弱。
“范希文的‘均公田’影响如此恶劣，朝廷就没想过将其废止吗？”
裴凌有些不解地问。
这时一直没说话的祝康开口了：“已经吃进嘴里的肉，谁会愿意再吐出来？就算官家觉察到情况不对，也已经回天乏术了。
好在仁宗皇帝还算发现的及时，仅在均公田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让包公丈量国内土地，同时颁布了《限田令》。”
“对，包公的及时出现，算是给大宋国运留下了五分，不过之后王介甫拜相后做的那些事，就算是把大宋国运彻底耗尽了。”
裴凌听得出来，孙天远和祝康对于包拯都很尊重，但是对于范仲淹和王安石却是极度的鄙夷，甚至是仇恨。
孙天远估计也发现了，裴凌对于大宋国策变化了解不多，他直接开始给裴凌简单扼要地讲解起来。
在孙天远的见解中，王安石主要大错在于废除了仁宗的《限田令》，同时又推出了祸害无数百姓的青苗法，以及祸害了无数商人的市易法。
所谓的“青苗法”，其初衷是为了让百姓摆脱地主的借贷剥削。
都知道百姓在播种的季节如果没钱购买粮种，就只能找地主借，然后等地里的粮食成熟后再连本带利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