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历朝历代，大抵都是早期朝政较为清明，国力上升，进入全盛时期之后朝政日渐腐败，由盛转衰，慢慢走向灭亡。本朝自光武皇帝刘秀于建武元年（公元25年）立国至今已走过了159个年头，从早期的“光武中兴”到盛时的“明章之治”和“永元之隆”，国力上升，而从孝殇皇帝刘隆（公元105年）开始，外戚与宦官轮番把持朝政，国力日渐下行。到了孝桓皇帝刘志联合宦官诛灭梁冀（公元159年），宦官开始专权，随后经过两次党锢之祸，清流士大夫被排斥出朝堂，宦官权力达到了顶峰。如今，以张让、赵忠为首的“十常侍”独霸朝纲、权倾天下，连今天子刘宏（汉灵帝）自己都说“张常侍乃我父，赵常侍乃我母”。
正是由于朝政腐败，再加上天灾不断，从孝安皇帝开始（公元106年），已是“百姓饥荒、更相啖食”【1】，各地纷纷出现民变。早在熹平元年（公元172年），会稽人许昌与父许生、子许韶在句章造反，聚众万余人，历时三年才被杨州刺史臧旻、丹阳太守陈夤（yín）和吴郡司马孙坚等讨灭。民间更有歌曰：“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小民从来不可轻。”【2】可见吏治之腐败，百姓抗争意志之强烈。
却说张角原计划于光和七年（公元184年）三月“内外俱起”、“八州并发”，即在雒阳内外同时起事，从北、东、南三个方向包围雒阳，可惜因叛徒唐周告密导致渠帅马（和谐）元义和雒阳的太平教信徒被杀，计划未能顺利实施，于是张角只好在二月提前举事。虽然仓促起事，但是因为民怨已久，州郡官员又多不习战事，黄巾军初期取得节节胜利，尤其以荆州的南阳，豫州的颍川、汝南和冀州声势最为浩大。
说起“州郡官员不习战事”，其实前汉并非如此，彼时多为征兵制，适龄男子服役两年，一年在地方服役，为“正卒”；另一年戍守边郡，叫“戍卒”。郡国正卒由都尉、中尉统领，分材官（步卒）、骑士、楼船士等兵种统一训练，并于每年八月举行“都试”，考校射术、骑术等。到了我朝，光武皇帝为了修养生息，曾五次罢省郡国兵，又废内郡（区别于边郡）之都（中）尉、都试，因此地方官员久已不习战事，内郡也没有多少郡国兵，同时训练严重不足。另外由于朝廷以经取士，民间更有谚曰：“遗子黄金满籝（yíng），不如一经”，因此百姓多重经学、轻武艺，这就导致即使临时募兵也会有兵员不足等问题，而眼下陈留即是如此。
自从正月底得知太平道谋反，陈留太守文穆【3】便开始派人搜捕太平教信徒、招募郡兵、整备器械，又传令各县加强戒备，不过没想到黄巾军来势如此迅猛，仿佛一夜之间，陈留城外就出现了大批头裹黄巾、手持锄镐的“蛾贼”。他们裹挟了城外的流民，一面四处攻打村聚、劫掠粮食，一面打造云梯等攻城器械，一副随时准备大举攻城的样子。此时郡兵刚刚招募到四百人，加上原有的千余郡兵、两百县兵，一共只有一千六百余人，而城外的黄巾军少说也有一万多人，同时似乎不断有新的黄巾兵加入，形势实在是不容乐观。
文太守以经学入什，讲经他可以滔滔不绝，兵事却是一窍不通，幸好其属吏中不乏智谋之士，郡司马方雄也是个知兵之人，于是文太守在和陈留令及众人商议之后很快定下三策：一是重兵把守南城墙，却是因为陈留城北、城东位于睢水南岸，而城西则有浪汤渠，皆地势狭小，不利大军扎营列阵，只有城南地势开阔；二是召集郡中大姓举荐人才，并以家兵、壮丁加入郡兵，同时招募青壮协助守城；三是在城中散布“朝廷援军不日即至”之言，以鼓舞士气、坚定信心。
地方大姓本就和郡府一损俱损，值此危急时刻，自然倾力相助。于是由吴匡、孔伷等带头，陈留右姓豪族在黄巾围城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