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星的结论是，无论内患外侵，利速决忌拖旷。较小规模的短期作战无碍，大规模长期作战必定难以为继。至于洪武时北伐残元捣其汗庭、永乐年远征安南国断其国祚的兵家盛况则是想也不用想了。
近年，天灾频发，各地常常歉收，朝廷岁入越发少了。去年自己还在户部任上时，太仓岁入仅三百三十九万两，缺额达百万两之巨。幸赖有老库十余年来积存的一百八十万两补了缺口。那年秋天，皇帝还遣内使来问，说有人主张开矿以增财赋，何不施行？可见真是穷出急火癔症来了。开矿须聚众劳作，聚众难免滋事生扰，一旦有居心叵测之徒从中挑拨煽动，扰必成变，变必生乱。矿工作乱在国朝并非什么稀罕事，嘉靖年闹过数万人规模的矿乱，本朝就在去年山西五台县还发生过张守清矿乱，可谓殷鉴未远。为了一点银子，甘冒此大险，甚至不惜以国家安泰为赌注。以往太仓用度中军饷居首，其次是修陵治河等工程用款。现如今，还得备足预算，以应付随时可能出现的天灾。哪怕是张居正复生，即便每年岁入都稳定在四百四五十万两的最高峰，应付局面只怕还是要紧手缩脚吧？
眼下自己离开户部，如何开源节流是他杨俊民的事。既执掌兵部，自当在兵言兵。当然，军饷是万万省不得的。国朝历次官军哗变，多为积欠粮饷而起。在足饷的前提下如何强兵方为正道。只是，这显然是一个非朝夕之功可至的难题。在此之前，应该先树立自己身为兵部尚书应有的恩信和权威。
念及这些，石星下意识地又将手中公文重新看了一遍。这是去年腊月朝廷分遣九边阅视戍务的九大臣中负责大同镇的光禄少卿曾乾亨昨日所发，内容是参劾大同总兵麻贵虚报被裁汰弱劣军马数目，居间捞取好处。
事儿倒不算大，麻贵不过虚报了七八百匹的数目，按市价也就一千五六百两银子的收益。国朝并不提倡武将都去学岳武穆，而希望武将们或多或少都存在道德上的污点或是特别执迷于某种物欲，如此方便于驾驭。嘉隆年时戚继光和俞大猷境遇的反差就是明鉴。论战功，二人不相上下；论资历，俞大猷还高过戚继光，世称“俞龙戚虎”。但心思活络、长袖善舞的戚继光托庇于张居正，在军界混得风生水起，虎变成了龙；反观耿直的俞大猷，几起几落，仕途坎坷，龙也混成了蛇，最后郁郁而终。和文官不同，武官牟利的法子不多，除了吃空饷倒卖军资很难找到其他生财之道。对于武官们这些小打小闹的把戏，只要不是太过分，或是酿成兵祸，朝廷通常都是睁只眼闭只眼。若有言官捅出来另当别论，一般视情节轻重作降职处置。
不过，石星这回不打算随大流。曾乾亨并不是兵部所派，而是直接代表了当今天子，决不能等闲视之。哪怕麻贵再有功劳，也必须从重惩处。石星提起紫毫笔，半空中悬了一会儿又落回笔架，他捻须长思再三，最后打定主意，在公文上批复了“革职听用”四个大字。
区区四个黑字、薄薄一张白纸，便决定了一方镇将的荣辱沉浮。石星放下紫毫笔，一股豪气沛然于胸，前所未有的权威感油然而生，仿佛不这么干，不这么杀伐果决，就不足以统御这个以武力为根基的实权衙门，亦不足以镇住那帮丘八武夫。这立的不仅仅是石某人的虎威，立的更是青年天子朱翊钧的龙威。
于慎行的挂冠离去引发了新一轮政局动荡，虽比不得申时行、许国走时那般波澜起伏，却也是暗流涌动。礼部在六部之中地位仅次于吏部，尚书的位子炙手可热。不出意外的话，应该由左侍郎李长春递补转正。然而，眼下朝局诡谲难测，谁知道又会生出什么事来。于慎行今年不过四十有八，当此盛年便草草致仕，说到底就是因为建储一事招来皇帝报复。李长春对于慎行向来萧规曹随，能不能补缺上位还是未知之数。况且，无论谁补缺，都会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