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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章 元末农民大起义《前言介绍》(1 / 3)

元朝末年,土地高度集中,蒙古贵族已完全成为封建的大地主,各自占有大量的田土。元泰定帝孛儿只斤·也孙铁木儿在其即位以前,曾献给朝廷七千顷土地,元顺帝时,公主奴伦陪嫁的土地由朝廷转拨给大臣伯颜的也有五千顷。

献纳和拨给的土地尚如此之多,占田的实际数量当然更多。元朝皇帝为了笼络蒙古王公,一登帝位,就把金银和田土分赐给他们。元世祖时,政府赐给大臣田一次不过百顷,以后增至千顷、万顷。以前赐田多在北方,后来更转向江南大部分如苏州等膏腴之区了。蒙古贵族把从农民那里收夺来的土地,再以苛刻的条件租给农民,用租佃的方法进行剥削。元武宗时,“近幸”为人请田一千二百三十顷,每年收租五十万石,平均每亩要收四石,

这样苛重的剥削,必然要陷农民于死地。淮南王的家人也在扬州广占田土,时常派人纵骑至各乡“索债征租,驱迫农民,剽掠麦禾”

。元文宗时,大臣燕帖木儿请求皇帝把苏州一带的官田包租给他的兄弟和女婿,再由他们转租给农民。汉族地主兼并之风与日俱增。福建崇安县有田税人户共四百五十家,纳粮六千石,其中五十大家即纳粮五千石,占全县纳税户九分之一的地主大户,竟占有六分之五的土地。

在江南地区,田主除向佃户征租外,还随意向佃户征收丝料,勒派附加粮,甚至迫使佃户代服差徭。有的地主还用飞洒、诡寄等办法躲避差役,赋役不均的现象非常严重,其结果是“大家收谷岁至数百万斛,而小民皆无葢藏”

。在北方地区,由于赋役不均,也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

元末农民大起义

“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这是至正十年(1350年)普遍流行于黄河灾区的一个民谣。

到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年),韩山童等事前在黄河底埋下一石人,民工在施工时挖出石人,果然因为挑动黄河,天下反,元末农民大起义正式爆发。这一年,元朝政府命工部尚书贾鲁发汴梁、大名等十三路农民共十五万人修治黄河,同时又派兵沿黄河镇压,就是这些黄河工地上服役的农民,点燃了红巾军起义的导火线。红巾起义爆发以后,一时“贫者从乱如归”,不出数月,黄河长江两淮之间,到处揭起起义的旗帜。

韩山童、刘福通起义

至正十一年(1351年)爆发的红巾军大起义,主要分为两支,一支起于颍州,领导人是韩山童,刘福通;一支起于蕲、黄,领导人是徐寿辉、彭莹玉(即彭和尚)。

红巾军铸造的“龙凤通宝”

红巾军铸造的“龙凤通宝”图册

韩山童出身于白莲教世家,从祖辈开始就秘密组织活动,意图恢复汉族王朝统治。至正十一年五月,白莲教主韩山童和弟子刘福通等率领农民军攻下颍州。韩山童等长期以来即以白莲教组织农民进

行反元斗争,并自称为宋徽宗八世孙,“河、淮、襄、陕之民,翕然从之”。不料事机泄露,韩山童被捕牺牲,其子韩林儿逃至武安,徒众福通等即来颍州,攻下朱皋,在朱皋开仓赈济贫民,“从者数十万”。以后又相继占领罗山、真阳、确山、汝宁、息州、光州等地。

八月,徐寿辉、彭莹玉攻下蕲州。彭莹玉是袁州“庄民家子”,自幼出家,以清泉为人治病,袁州百姓“事之如神”。他长期利用白莲教组织农民起义。至元四年(1338年)起义失败,逃匿淮西,淮民“争庇之”

。至此彭莹玉又推布贩徐寿辉为首,在蕲、黄起义,建元治平,国号天完,很快便占领了武昌、安陆、沔阳、江州、饶州各地。这两支农民军头裹红巾,称为红巾军或红军,他们都信奉弥勒佛,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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