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承袭了这一理念，也将“周礼”所规范的“道”融入到战略思想中，《孙子》有二十余处说到“道”，其意较广，总之主要是指国家和君主的政治修明问题，重在言“政”治国。如《计》篇以“道”居于“五事”之首:“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孙子之“道”，将政治与民心联系起来。既然知兵要“达于道”，那么，“达于道”的结果是什么呢?
《孙腆兵法?纂卒》篇给了具体的答案:“知道即可知胜。”孙腆在该篇列举了“恒胜有五”、“恒不胜有五”的五个条件，其中“知道”与“不知道”即各占其一，“知道，胜”，“不知道，不胜”。孙腆又在《客主人分》篇又写到:“众者胜乎?则投算而战耳。富者胜乎?则量粟而战耳。兵利甲坚者胜乎?则胜易知矣。故富未居安也，贫未居危也;众未居胜也，少未居败也。以决胜败安危者，道也。”可见对战争起绝对作用的不是人数的多寡，也不是粮食的多少，更不是兵器、盔甲的利钝，而是“胜有道矣”，即真IF起决定因素的是依据客观规律达到制胜的目的，这种客观规律就是“道”。
《尉缭子》提出了作战要靠“道胜”的原则，其《战威》说:“凡兵，有以道胜，有以威胜，有以力胜。讲武料敌，使敌之气失而师散，虽形全而不为之用，此道胜也。审法制，明赏罚，便器用，使民有必战之心，此威胜也。破军杀将，乘湮发机，溃众夺地，成功乃返，此力胜也。王侯知此所以三胜者，毕矣。”这里的“道胜”实指“讲武料敌”，战胜敌人的战术，其“形全”意为敌人不损一兵一卒，但使其丧失战斗力，在战争中夹杂“道义”原则。
明?刘寅在《直解》说:“夫道，不止讲武料敌，必先修德，行政，养民，致贤而己。如文王伐崇，三旬不克，退修教而复伐之，因垒而降。”
先秦兵书还有对于“天道”的论述，此观点亦源于道家。关于“天道”的概念，《老子》第七章说:“天地之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也，故能长生。”将“天”视为与地相对的自然天空。天与地一样，并不是有意识的客观存在，而是一个无意识的、无知、无欲的物质客体。所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当狗”(第五章)。天没有感情意志，任其自生自灭，充分肯定了天道的客观存在性。《老子》还探讨了“人”与“天道”的关系，《老子》说:“天之道，其犹张弓钦?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老子对天人关系己做出精辟的论述。
另外，《老子》还有一种天道自然的思想:“功遂身退，天之道。”“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这也是老子思想体系中表现的顺其自然的观念。
这一思想被先秦兵书的作者加以利用并有所发挥，如《六韬?守国》一篇就是从“天道”观的角度，对“仁圣之道”作了哲学上的论证。作者认为，在自然界，“天生四时，地生万物’，，在社会上，则是“天下有民，仁圣牧之”自然界春生夏长，秋敛冬藏，如此循环往复，不知始终，“圣人配之，以为天地经纪”。这也是圣人所以伟大之处。作者认为，君主顺应百姓的固有性情进行统治，而民众的本性都是自私的，这就难免产生争端。所以圣人治国，总是具有秋冬的萧杀，又有春夏的温暖，兼用刑德，刚柔并施。作者还认为，圣人总是在乱世进行救世，一旦战乱停止，就悄然隐退，这正如春夏生长，秋冬敛藏的规律。所以圣人总是顺应时势，而又领导时势，按照自然规律调节社会，这样，“与天地同光”，达到君主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从《六韬》的内容看，其基本理论与范畴多来自道家的经典著作《老子》。
不仅如此，在了解了天道之后，还要掌握天道的一般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