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在他们听说过的事情上。这两种人，只能用来安置在官位上守法，却不能同他们在旧有法度之外讨论变革法制的事。夏、商、周这三个朝代礼制不相同却都能称王于天下，春秋五霸各自的法制不同，却能先后称霸诸候。所以有智慧的人能创制法度，而愚蠢的人只能受法度的约束。贤能的人变革礼制，而没有才能的只能受礼制的束缚。受旧的礼制制约的人，不能够同他商讨国家大事。被旧法限制的人，不能同他讨论变法。国君不要迟疑不定了。“
杜挚说：“臣听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没有百倍的利益不要改变法度，如果没有十倍的功效不要更换使用工具。臣听说效法古代法制没有什么过错，遵循旧的礼制不会有偏差。国君应该对这件事仔细思考。“
公孙鞅说：“以前的朝代政教各不相同，应该去效法哪个朝代的古法呢？古代帝王的法度不相互因袭，又有什么礼制可以遵循呢？伏羲、神农教化不施行诛杀，黄帝、尧、舜虽然实行诛杀但却不过分，等到了周文王和周武王的时代，他们各自顺应时势而建立法度，根据国家的具体情况制定礼制，礼制和法度都要根据时势来制定，法制、命令都要顺应当时的社会事宜，兵器、铠甲、器具、装备的制造都要方便使用。所以臣说：治理国家不一定用一种方式，只要对国家有利就不一定非要效法古代。商汤、周武王称王于天下，并不是因为他们遵循古代法度才兴旺，殷朝和夏朝的灭亡，也不是因为他们更改旧的礼制才覆亡的。既然如此，违反旧的法度的人，不一定就应当遭责难；遵循旧的礼制的人，不一定值得肯定。国君对变法的事就不要迟疑了。“
孝公说：“好。我听说从偏僻小巷走出来的人爱少见多怪，学识浅陋的人多喜欢诡辩，愚昧的人所讥笑的事，正是聪明人所感到悲哀的事。狂妄的人高兴的事，正是有才能的人所担忧的。那些拘泥于世俗偏见的议论言词，我不再因它们而疑惑了。“
于是，孝公颁布了关于开垦荒地的命令。
而《商君书?更法篇》的内容说明了商鞅变法的一个变革基调，那就是若是有利可图，则是顺势而为。
而《商君书?弱民篇》的部分内容，则是说明了大秦帝国的不少地区的民众凝聚力的强大：
人民不敢抗拒法律，国家就强，人民敢于触犯法律，国家力量就弱，所以治理得法的国家一定要使人民不敢抗拒法令。人民朴质，就不敢触犯法律；民众放纵就敢于恣意妄为。不敢触犯法律就会守法。人民守法，就听众役使；任意而行就不受控制。所以说采取强民政策以去除不守法的民众国家力量就弱；采用弱民政策以去除不守法的民众，国家力量就强。
民众，国家优待他们，他们就与国家亲近；国家合理地役使他们，他们就与国家同心。国家起用他们，他们就全力以赴。他们与国家同心，国家就不贫乏；他们全力工作，国家的政令就会取得好的效果。如果国君抛弃法度，放任人民为所欲为，那奸邪就多了，人民贫穷就会努力致富，致富就会放纵，放纵就会产生如虱虮一样的弊端。因而人民富裕了就不易役使，那就让他们以粮谷顶替外出服役，使他们每人都出力，那样农民就不怠惰。农民不怠惰，六种弊端就不会产生。所以国家富强，人民守法就是强而又强。
国家兵力衰弱，强大困难。人们都爱惜生命，贪图安逸，拼死赴国难是以难做到的。若拼死赴国难是不难之事，兵力就是强大的。人民若有羞耻之心，那奸邪就会减少。国家赏罚没有差错，奸邪就会止息。敌方在这方面有差错，就会对我们有利。兵力强大，就会产生声威，作战不以任何手段为羞耻就利于用兵。长时间处于有利形势，一定能称王。所以用兵做到敌人所不敢做的，兵力就强大；做敌人认为可耻的事，国家就有利。法度有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