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北宋还对保甲上番颁发了一项重要的修订，即“诸路五亩以下保甲更不轮差赴县尉、巡检司，仍免教阅”。
保甲在各地巡检司和县尉司上番，还限于维持地方上的封建治安，并非作正规军使用，由于上番时限的短暂，加之各地保甲上番的数量和规模不等，实施状况不一，事实上也不可能进行多少军事操练。因此，宋廷更加重视的，还是对保甲的教阅。
最早在熙宁四年(1071)，开封府已规定“农隙”之时，“保丁肆习武事”，经过校试以后，武艺高强者可以升官或免除部分税役。
熙宁八年(1075)，又令河北，河东、陕西五路实行农闲操练，每年十月至来年正月，义勇保甲分批往州县参加教阅，每期“教阅一月”。后又将河北与河东的冬教时间改为每年十一月至明年二月(《长编》卷269熙宁八年十月癸丑)。上番推行于全国，而教阅仅限于开封府界和北方的河北、河东和陕西，在这些禁兵的主要集结地推行保甲教阅，其用意当然是非常清楚的。
元丰时，宋廷又将陕西、河东和河北“五路义勇并排为保甲”，并实施“团教”和“集教”。
集教是将大保长集中教阅，开封府界设置教场十一所，“大保长凡二千八百二十五人，每十人一色事艺，置教头一”。大保长学成武艺，转充教头，又对保丁实行团教，“凡一都保相近者分为五团，即本团都、副保正所居空地聚教之”。据元丰四年(1081)统计，开封与五路参加教阅的保丁、大、小保长和都、副保正达六十九万多人。
宋廷还专设提举保甲司，负责保甲的教阅事宜。
上番，特别是教阅，给保丁们带来非常深重的苦难，不仅严重影响家庭的农业生产，还受尽保正、保长、巡检、巡检部属的指使，提举保甲司的指使、勾当公事等等的欺凌和勒索。有些保丁自毁肢体，以求免于教阅，逃亡的事件更是层出不穷。
“保甲一司，上下官吏无毫发爱百姓意，故百姓视其官司，不啻虎狼，积愤衔怨，人人所同”，遂起而反抗，“执指使，逐巡检，攻提举司当官”。到宋神宗末年，“诸路盗贼蜂起，皆保甲为之，本欲御寇，乃自为寇”。
事势的发展，恰好走向了统治者意愿的反面。
保甲的上番和教阅，既然是以尖锐的阶级矛盾为基础，并使这种矛盾更加激化，这就决定了保甲不可能具备坚强的战斗能力。后来宋哲宗亲政时，章惇曾吹嘘熙宁时，保甲“教艺既成，更胜正兵”。曾布也说，“是的诸县引见保甲，事艺精熟”，“仕及有力之家子弟皆欣然趋赴，及引对，所〔乘〕皆良马，鞍辔华楚，马上事艺往往胜诸军”。
他们所说的即使是事实，也不过是反映某些官户和富家子弟，希望通过皇帝阅试武技，而得到入仕或升官的机会，并不能反映广大贫苦保丁的训练水平。
事实上，尽管保甲教阅多年，宋廷却从未将保甲当作正规军使用。元丰四年(1081)，为进攻西夏，宋廷除大量调遣禁兵外，还令开封府和陕西“共选募义勇保甲万人”。但是，宦官王中正显然对选募保甲参战没有信心，“乞更不选拣义勇保甲一万人，很快得到批准。
在战争过程中，义勇保甲无非是担任“守城”，“慊役”，“辎重”，“馈运”等辅助性差使。总而言之，宋神宗君臣虽然对教阅保甲费尽心血，结果却并未对增强军力起多少作用，无异于画饼充饥。马端临说，“保甲之事”“徒足以困百姓，而实无益于军实”，这是实事求是的评论。
年幼的宋哲宗刚即位时，反变法派上台，废罢团教，虽规定仍然实行“冬教”，实际上也处于“弛废”状态，而广大乡村的保甲编制依旧保留。此外，还在保丁起义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