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宋蒙战争的开端事实上从端平入洛已经开始。
在金国灭亡后，宋蒙双方都清楚开战是迟早的事，一个是迅速崛起的游牧帝国，另一个是不忘故土的文明王朝，一点火星就能点燃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两个政权间的战争导火索。
宋理宗血气方刚，正欲行恢复之计，听到这么完美的计划，当然主张出兵。在灭金的这一年三月、四月，理宗接连派员去洛阳祭扫北宋诸帝陵墓，同时暗中进行军事侦察。位居首相的右丞相兼枢密使郑清之也一改先前的主和姿态，非常赞成出兵中原。
执掌南宋大权二十余年的史弥远在1233年死去后，年轻的宋理宗终于迎来了亲政。他意图有所作为，主导了一场“端平更化”，荡除弊政，提拔了大批新人，赵范、赵葵兄弟就是其中的代表。他们极力主张趁蒙古北撤之机，出兵北伐，“抚定中原、坚守黄河、占据潼关、收复三京”。
三京是指原北宋的三个都城：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和南京应天府。这条建议有着充分的历史依据，因为金国就是靠着潼关—黄河防线与蒙古作战了20多年，迫使蒙古人不得不借道南宋以转攻金后方。
同时，赵氏兄弟背后还有自己的小算盘：自己虽然辛辛苦苦地平定了李全之乱，却在灭金的大场合上输给了荆襄的史嵩之。史嵩之是史弥远的侄子，想在朝廷上占据优势就必须在战功上超过史党。
虽然收复中原能带来巨大的声望和荣誉，但是朝中的大多数臣僚反对出师。
参知政事乔行简当时带病在家，听说此事后立即抱病上书道：“今边面辽阔，出师非止一途，陛下之将，足当一面者几人？勇而斗者几人？智而善谋者几人？”“陛下之兵，能战者几万？分道而趣京、洛者几万？留屯而守淮、襄者几万？”
知官告院张煜认为：“蒙古非金仇可比，当选将、练兵、储财、积粟，自固吾圉”。
刚返朝的名士真德秀则说：“移江、淮甲兵以守无用之空城，运江、淮金谷以治不耕之废壤，富庶之效未期，根本之弊立见。”
在这样一片反对声中，下诏“求直言”、表示自己要从善如流的宋理宗，还是悍然决定出兵。他只派淮西制置司的六万军队北伐，试图以这六万人去收复中原。
要知道，原先即使是主战派制定的作战计划，仍然表示要在收复潼关和黄河以南后，至少要用十五万百战精锐之师来专职防御，才能守住黄河防线。理宗皇帝却固执地仅仅派遣淮西军，一场并不成熟的军事行动就此展开。
在外的战区将帅几乎全都反对出兵。
赵范的参谋官丘岳就说：“方兴之敌，新盟而退，气盛锋锐，宁肯捐所得以与人耶！”淮西总领吴潜认为：“河南取之虽易，守之则难，兵戎之资，所费何巨！民穷不堪，激而为变，今日之事，岂可轻议！”
主持灭金之战的史嵩之虽然有私心，但上书却说得中肯，认为京湖连年饥谨，无力承担这样的进攻，而河南连年兵祸，要在当地获得补给也不现实。并表示自己宁肯抗旨也不发兵。
只不过军方的反对最终并没有什么成果，汴京守将为崔立，本来是金国的元帅级人物，受命坚守汴京，但后来以汴京城投降蒙古。他成为蒙古的汴梁长官后仍然劣迹斑斑，让城内的军民怨声沸腾。早已对蒙古心怀不满的部分旧金国降蒙将领以李伯渊为首，趁宋军入中原之机发动兵变，杀死崔立。之后李伯渊等向全子才军投降。
公元1234年，即端平元年七月初五，全子才率宋军进入汴京城，如此梦幻般地实现了岳飞等抗金将领一辈子都没实现的梦想。然而他们看到的，已不是《清明上河图》中那座繁华的都市了，曾经超过百万的人口只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