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春秋时期几百年的混战，战国的战争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愈演愈烈。进入战国时期，军队的武器装备得到改进，战争的规模不断扩大。
战国时期惨烈的战争需要更多的士兵，军队数量由此大增。《战国·齐策》中田单说“帝王之兵，所用者不过三万”，而赵奢却喜欢“用众”，“必负十万二十万之众乃用之”。春秋时期，各国的常备军兵力基本在10万以内，而战国时期各国的兵力大幅增加，以十万、百万计。各国需要的士兵数量不断增加，同时伤亡严重，而人口数量却增长有限，于是男女老幼都被征入军。从现今的材料来看，未发现春秋时妇女当兵的记录，而战国时期却有关于女子当兵的明确记载。《商君书·兵守篇》言：“壮男为一军，壮女为一军，男女之老弱者为一军。”《墨子·备城门》中谈到守卫之法，说“五十步，丈夫十人，丁女二十人，老小十人”。
有材料显示，在公元前722年至公元前464年这200多年间，有38年的时间没有战争，而在公元前643年到前222年的200多年中，却有90年左右的时间没有战争。这看起来不可思议，似乎战国时期的和平岁月比春秋时期还多。而实际的情况是，春秋时期的战争虽然比战国时期要频繁，但远没有战国的战争那么大的规模和那样的激烈程度，持续时间也较短。就连春秋时期的城濮之战、邲之战、鄢陵之战等著名战争，也只进行了一两天。战国就大为不同了，《吕氏春秋》记载，魏国攻打赵国时，“围邯郸三年而弗能取”；“秦虽不胜于长平，三年然后决，士民倦”。
上述这种局面的出现与春秋和战国的作战方式有很大关系。春秋时期的战争以整齐的车战为主，战事的胜败掌握在驾车的贵族手中，而这些贵族遵循着骑兵的交战规则，十分看重威信和“面子”，很少奋力作战，战争也就不那么激烈。而在战国，职业的将领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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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战事的支配权，他们受命于一个国家，便会为这个国家拼死力作战，夺取城池和资源，以战功换取荣誉和爵禄。战车在平地作战很方便，但在崎岖的地带很难驾驭，而且一旦车阵生乱，就很难恢复原来的阵列，不能满足战国的作战需要。于是，步兵的作用大为提高了，步兵野战成为战国时期的主要作战方式。同时，战国人还从一些骑马的游牧民族那里学会了骑射，以骑兵作为步兵的一个重要补充手段。赵武灵王就大胆地在军事上推行“胡服骑射”，建立了战国第一支骑兵主力部队。从他开始，骑兵成为华夏国家军队的主要兵种之一。
除步兵作战外，战国还有水军和船战的作战方式。成都出土的嵌错宴乐赏功铜壶和河南汲县山彪镇水陆攻战纹铜鉴上就刻有水军作战的情形，画面上反映出远距离用弓箭，近距离用戈、矛、短剑的作战场景。而据《越绝书》记载，战国时已有可乘90人的大型战船。
武器装备的改进也是战争出现不同面貌的重要原因。冶铁技术在战国得到迅速发展，制造了大量锋利的铁兵器。《荀子·议兵篇》说楚国的“宛钜铁釶，惨如蜂虿”，《史记·范雎列传》中秦昭也说“吾闻楚之铁剑利”。韩国出自冥山、棠溪、墨阳、合膊、邓师、宛冯、龙渊、太阿等地的铁制兵刃，能够“陆断牛马，水击鹄雁，当敌即斩”。《史记·信陵君列传》里的刺客朱亥使用的兵器是“铁椎”。长沙杨家山墓出土的一柄春秋晚期的钢剑，是已知我国古代最早的钢剑。而河北易县燕下都的一个战国晚期墓中，出土的大量兵器里，多于六成的是铁兵器，包括铁制的盔甲、剑、矛、戟等，铜兵器只占不到40%。
虽然有了坚利的铁兵器，但是铜兵器还在大量使用。长沙楚墓出土了戈、矛、戟、刀、剑、弓、箭、弩等多种铜兵器，巴蜀地区也有多种战国铜兵器出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