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信满满地说着，说完又喝了一杯。
裴凌倒是对孙天远这番话勾起了兴趣，孙天远口中的“范希文”和“王介甫”是谁？
其实就是范仲淹和王安石。
前者主持了“庆历新政”，后者主持了“熙宁变法”。
裴凌拿起酒壶给孙天远倒了杯酒，淡淡地问：“孙大人说大宋国运因范公和王公而耗尽，不知道可否详细说说？”
“这还需要详细说说？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但凡眼睛没瞎，脑子正常的人都能看得出来。”
孙天远暗搓搓地讥讽裴凌一番后，略带些许醉意道：“我大宋与唐汉相比，其立国之策的区别在于何处？”
裴凌想了想回答：“区别在于大宋不抑制土地兼并。”
“不抑制土地兼并？”
孙天远有点儿没听懂裴凌这种有些现代化的说法，他咀嚼了一下这句话，最终点点头。
“对，我大宋不搞‘限田’‘均田’那一套，地就在那里，谁有钱谁就买，这是我大宋的立国之根基。”
“可如果不抑制土地兼并，岂不是会让富者田地越来越多，穷者田地越来越少，以致最后穷者无地可种，最后生计无所着落，只好聚众作乱？”
“胡说八道！”
孙天远愤怒地拍了下桌子，瞪着裴凌问：“谁告诉你百姓就一定只能种地的？难道百姓就不能学习技艺，或者行脚经商？
我大宋为何不抑制土地兼并？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
故此我大宋子民只需勤奋好学，节俭上进，再辅以机遇，人人都有机会富甲一方，福泽后人。”
哟呵。
孙天远这番话让裴凌对他有些刮目相看，这家伙的见解如果仔细琢磨一下，还有点儿门道。
裴凌又给孙天远续了杯酒，饶有兴趣问：“既然大宋国策如此之好，那怎么又被范公和王公耗尽国运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