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因素，旗人的生活更加的艰难。
“开国以至中兴，武功之盛冠冕区夏，而俸饷所支，尚循初制。百年以来货昂银贱益形微薄，除例扣外，实领不及五成。此外地租俸米，更属无几，且有无俸米者。”
《履园丛话》中亦记载了物价上升，土地日贵的情况:“崇祯末年，盗贼四起，年谷屡荒，咸以无田为幸，每亩只值一二两……本朝顺治初，良田不过二三两。康熙年间，长至四五两不等……至乾隆初年，田价渐长，然余五六岁时，亦不过七八两，上者十余两。今阅五十年，竟亦长至五十余两矣。”
挑甲当兵是普通旗人的主要出路。
额兵成为吃粮当差的现役军人，余丁则是无饷无差的旗下平民。进关初期，八旗兵都有粮饷，可以维持一家数口的生活。以后，“各省绿旗兵饷日增，故所入者渐少。是兵饷一项，居国用十分之六、七。”
尽管所费巨大，但是，“国家之经费有定，户口之滋息无涯。于此而欲博施济众，虽尧舜犹有所不能也。”
旗人长期以来，衣食住行，基本上被国家“包”了下来，所以导致了“国初勋裔环卫京师，体制、饷糈较绿营为优。而营运资生之策，则较绿营为绌。绿营兵丁，饷粮虽薄，应名差操之暇，可佣雇谋食，手艺营生。辞粮退休，尚能自食其力。八旗之聪明俊达者，为士勇敢强壮者为兵。惟在致身仕途，博廉优俸为仰事俯畜之计。”
旗人的自我生存能力很差，除了当兵、从政之外，一无所长。“我朝以武功定天下，从前各省分设驻防，原为绥靖疆域起见。迨承平既久，习为游惰，耗口粮而生齿滋繁。衣食艰窘，徒恃累代豢养之恩，不习四民谋生之业。”
可以说，由于清的禁锢政策，导致了旗人谋生能力的下降，乃至于丧失。“夫旗人之所赖以为生者，惟有房地，别无他项。”“皆袖手而仰食”。
如此一来，他们坐吃山空，依靠典卖土地为生。京畿附近，“五百里之地，虽尽膏腴，而土则不能加辟。八旗之人，虽皆食禄，而丁则逐代增添。”到乾隆十年，畿辅“旗地之在民者，十之五六矣”。
乾隆帝为了保护旗人的利益，曾进行四次大规模的“回赎”旗地的举动，并定《典卖旗地追价之例》，然而收效甚微，乾隆帝自己都说:“赎地一事，恐未必于贫乏之旗人有益”。
旗人出现严重的生计问题，即使是待遇颇高的禁旅八旗生计也日见窘迫。
当时在北京的法国传教士白晋写道:“在北京为数众多的八旗兵中，有一大部分由于债台高筑而陷于极度贫困，他们军饷的大部分都付了债款的利息”，连皇帝的“禁卫军中有一批低级军官，大约七、八百人，以及皇室一些其他军官，也是债台高筑。”
更有甚者，有些旗人竟然沦落为乞丐。“乾隆中，有某制军者，八旗人也。其盛时，姬侍僮仆服饰饮食玩好之属，穷奢极侈，日费不资。及罢官归京师，数年成穷窭子。又数年，成乞丐。”
在这种情况下，清朝统治者决定让旗人从事农业生产，认为是解决“八旗生计”问题的有效办法。“边外积谷甚属紧要，达尔河地方着交与内务府，派各庄壮丁耕种，呼儿河地方，令五旗王等庄屯人前往耕种。
其子粒、耒耜、耕牛皆令预备，着派谙练农事官员前往监管。”
但是因为相当多的旗人长期脱离了生产劳动，身受城市腐化的生活，他们“不使自为养而常欲官养之”。对于种地已经产生了轻视和不习惯的思想和情绪，“八旗骑射成俗，语以为兵，则万里不辞。语以为农，则故乡裹足。”
许多大臣建议:“除为官、披甲当差之人，在京居住外，其余闲散人等，如有情愿在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