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住，自行耕种者，俱各听其自便。”在这种情况下，清统治者决定:“移驻京旗人三千户，酌议自道光四年为始，第年称驻二百户，分为四起”，到双城堡开垦土地。但是，“查双城堡移驻京旗，自将军富俊条奏，经理数年，糜帑数十万两。良非易易，原定每年移驻二百户。查上年移驻五十三户。本年移驻七十六户。总未及一百户。”但清统治者对驻京八旗的移垦政策，也并不把它放在首要地位。许多大臣天真地认为:“旗人不过一迁徙之劳，永可丰衣足食，较之株守在京饥寒无策、告贷无门，相去远矣。”
大学士法式善曾经建议将八旗闲散人丁，移往口外西北一带耕垦。就遭到嘉庆皇帝的斥责:“旗人生长辇下，一日迁到边地，必多以为不便。”“若如所奏，岂非令京城一空，尤为荒谬之极!”不久，批驳罗家彦的上奏又说:“若如该御史所奏，八旗男妇皆以纺织为务，则骑射将置之不讲……于国家赡养八旗劲旅，屯往京师本计，岂不大相刺谬乎?”
既不能无限制地增饷、兵额，又不能放松正身旗人参加生产劳动的限制。于是就出现了这一现象:“计八旗丁册，乾隆初已数十万，今则数百万，而所圈近京五百里之旗地，大半尽典于民。聚数百万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不兵、不民之人于京师，而莫为之所，虽竭海内之正供，不足以赡。”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大清帝国没落。
(本章完)